“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东亚“合作”论及其本质

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向欧美列强敞开了国门,不得不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在对待开国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日本出现了以亚洲“连带”为特征的“兴亚”论,并逐渐演化为扩张日本国权的亚洲主义。这种扩张性的亚洲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战争时期衍生出“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新的东亚“合作”论。它们从地理、人种、文化和风俗等角度,阐述中日“合作”的意义,要“协同”一致,以实现“共存共荣”。侵华战争时期,东亚“合作”论从民间走向官方、从思想观念化为政府的对外政策,助力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是日本实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

昭和研究会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著名的知识分子国策团体,集中了日本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精英"。卢沟桥事变后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进入长期化阶段后,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要维护并扩张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就要瓦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将中国对日抗战引向"合作",提出"东亚协同体论"。该理论以东西方种族、历史、文化差异为前提,以中日共同反抗西方列强压迫、实现东亚和平为旗号,试图通过所谓的中日"经济合作"与"文化提携",实现两国间的"亲善"、"共荣",共同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实现日本武力侵略达不到的目的。"东亚协同体论"发展了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主义理论,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披上"文化"、"文明"外衣,比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更有隐蔽性和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