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东亚“合作”论及其本质

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向欧美列强敞开了国门,不得不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在对待开国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日本出现了以亚洲“连带”为特征的“兴亚”论,并逐渐演化为扩张日本国权的亚洲主义。这种扩张性的亚洲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战争时期衍生出“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新的东亚“合作”论。它们从地理、人种、文化和风俗等角度,阐述中日“合作”的意义,要“协同”一致,以实现“共存共荣”。侵华战争时期,东亚“合作”论从民间走向官方、从思想观念化为政府的对外政策,助力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是日本实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

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及其实质探析

在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通过与日本政府对华诱降政策相配合,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时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东亚联盟论"虽带有渐进、策略性,但作为一种隐蔽的侵略思想,比战争狂热分子的直接武力侵华方式更具险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