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慈利通津铺话中的介词“两个”

湖南慈利县通津铺话属于西南官话湖南常澧片。通津铺镇方言里"两个"是常用的伴随介词,"两个"作介词的语法格式为:"两个+N+V""N1+两个+N2+V"。表示共同、协同、相关、比较、对象等语法意义。语法意义的表达取决于句子中的"V"。"N1+两个+N2+V"格式中"N"的位置影响句义,N1、N2的语义配置有两种类型:施事-与事,主事-系事。

黄孝方言NP后的“两个”

"两个"在黄孝方言中置于名词性成分后用作复指,与其元代出现的用法相同,也与清后期"俩"刚产生时的用法一致,代表了"两个→俩"语法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其中"联合短语+两个"可能有歧义,主要原因是因为"两个"的复指对象可以仅仅是前面的人称代词,也可以是整个联合短语。"两个"还虚化为表示"交互"意义的助词,与其在北方官话中合音为"俩"、发展成人称代词和部分名词的双数标记不同。

“两个”等数量结构与“一对”的意义及功能比较

本文从意义和用法两方面比较了“两个”等数量结构与“一对”的异同，认为“两个”等数量结构只是单纯地表达对象的数量，而“一对”除了表达数量之外，还强调两个对象的共现性和关联性。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导致了它们语法功能上的差异。

湖南慈利通津铺话中“两个”的语法化

湖南慈利通津铺话中“两个”具有类型学意义，它的用法说明体词也是汉语方言介词、连词的一个来源。通津铺话中“两个”既可以表示数量，同时又用作表示单纯并列关系的连词和表示伴随的介词。“两个”的这种用法在西南官话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数量词〉伴随介词〉单纯并列连词”是“两个”由数量词到虚词的衍生方向。“数量词〉伴随介词〉单纯并列连词”演变模式的认知动因是转喻。“和”、“跟”与“两个”在通津铺话中同时使用是方言语法中的异源叠置现象。

湖南祁东话表示双数的“两个”

祁东话中的"两个"可以直接用在人称代词、人名及称谓名词后面,表示双数的语法意义。文章从句法表现、分布、诞生机制等方面论述了祁东话中"两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准双数标记,并探讨了它作为准双数标记的类型学意义。

“俩”与“两个”的句法功能差异及其原因

一般认为“俩”是“两个”的合音,“俩”与“两个”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语体上。研究表明,“俩”与“两个”在句法功能上存在重大差异,最突出的一点是,“俩”主要用于人称代词后,“两个”基本不用于人称代词后;“两个”主要用于人物名词前,“俩”较少用于人物名词前。“两个”合音为“俩”的优选条件是充当后位复指性成分,而不是充当前位限定性定语。

仙桃方言“和”类连词“两个”的语法化动因

从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考察仙桃方言“两个”,发现其虚化轨迹是:数量结构>复指短语>连词>介词。基于语法化理论考察,“两个”的语法化动因主要有:省力原则、语用重复、句法位置及句法功能变化、人际功能互动及变化以及语义演变等。仙桃方言“两个”的虚化机制主要体现为转喻机制和重新分析。

基于“两山”理论的秦岭北麓乡村空间营建策略研究

空间营建是秦岭北麓乡村地区“两山”实践的重要保障.研究提出在乡村“资源-资产-资本”的转化过程中,应构建“两环节、三层次、多主体”的“两山”转化空间营建路径:以生态基础培育和多元增值开发为两大空间营建环节,构建“区域→单元→地块”三层次营建体系,建立多主体参与共赢的营建机制.研究以西安鄠邑区为例,梳理其在大都市圈发展背景下“两山”转化的乡村空间营建问题,提出“要素统筹、生境修复、产居转型、有序共建”四方面空间营建策略,形成地域适宜性的绿色共建模式,以期为地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建设提供借鉴.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两山”理念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格局构建

在阐述“两山”理念的本质与重要体现的基础上,理解其推动指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现实意义,分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和问题,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格局构建的系统思维,“创新引领、科学先行”和“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权益”的原则,从为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助力、为推进共同富裕筑好平台以及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3个维度探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格局构建的路径。

数字金融发展与“两业”融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机制识别与效应检验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内在要求。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业和数字信息技术融合的重要创新产品,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有着重要影响。研究利用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并通过面板门槛模型等回归方式,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业”深度融合的影响和传导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对提升“两业”融合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技术创新和资本配置效率是数字金融影响“两业”融合的主要机制;(2)数字金融对“两业”融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数字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3)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两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程度适中和国家政策试点的城市更为显著;(4)数字金融提升“两业”融合水平会巩固产业基础,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两尘四气”空气污染数据的校准模型

通过Excel软件对监测点收集的空气质量数据进行拆分及构造函数的方法,拟合了“两尘四气”的六个方程,这些方程可用于对自建点数据进行校准。在对所收集的数据标准化后,利用SPSS软件对“两尘四气”数据误差产生的原因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方程显示:压强、温度和风速更容易导致自建点数据误差,可使用对上述三种因素不敏感的材质制造检测仪的传感器。以上使用Excel和SPSS软件对大数据进行比对处理及建模的方法可用于环境监测、农业生产等领域促进高质量生态文明建设。

华南锑矿带单锑型锑矿床“两层楼”二元成矿模型——以滇东南木利锑矿床为例

华南锑矿带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锑成矿带,分布有众多大型-超大型单锑型锑矿床。本文以滇东南木利锑矿床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与华南锑矿带内单锑型矿床中最典型的锡矿山和独山锑矿田(床)进行详细的基础地质特征对比研究。发现对于单锑型锑矿田(床)而言,无论是矿田尺度还是矿床尺度,普遍具有“石英-辉锑矿”和“方解石-辉锑矿”两种矿石类型。同一矿田内,部分矿床(段)以“石英-辉锑矿”的矿物组合为主,部分以“方解石-辉锑矿”的矿物组合为主;而矿床(段)尺度内,又往往表现为上部“石英-辉锑矿”型矿物组合,下部为“方解石-辉锑矿”型矿物组合的两层楼模式。该模型的提出对于华南锑矿带单锑型矿床成因研究和找矿勘查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创新视域下“两个结合”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本文认为,需要从“结合”的哲学意蕴来看待“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方式,“第一个结合”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向度,“第二个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维度。通过历史和现实分析,“两个结合”在理论创新中展现的世界观,体现为立足现实、立根中国的实践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同时,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之间环环相扣的统一性。

“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金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新时代我国金融处于发展、完善和转型中,面临经济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这要求我们结合国内外发展,在“两个大局”背景下重新思考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金融与发展改革、财政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发挥着以市场方式实现国家战略导向下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特殊功能。为构建适应发展环境、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有用、高效和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未来5年我国宜聚焦实现金融与产业、科技良性循环,完善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协调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构建与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相适应的监管、调控和风险防范处置机制。

“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一百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路,用一系列重大成就书写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篇章”。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蕴涵贯穿着极其深刻的理论创新逻辑、历史发展逻辑、实践探索逻辑、目标导向逻辑、价值追求逻辑,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规律性认识,更加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价值旨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奋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辉煌新篇章。

“两业”融合与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中国参与大国博弈与产业竞争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两业”融合对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两业”融合显著提升了先进制造业TFP。异质性分析表明,“两业”融合对先进制造业TFP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分行业来看,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之后,能够显著提升行业TFP。机制检验发现,“两业”融合主要通过改进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等渠道对先进制造业TFP起到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引导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鼓励企业之间协同创新以及减弱要素流动壁垒等政策建议。

“两路”精神引领新能源共享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在新时代,“两路”精神为交通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新能源共享汽车作为实现绿色出行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有效工具,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两路”精神为引领,建立管理部门与新能源共享汽车运营商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深入探讨新能源共享汽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两路”精神中攻坚克难的决胜意志、拼搏精神与科学精神,对新能源共享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在初期、成长期与成熟期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导作用。践行“两路”精神,为构建便捷、绿色、高效的现代城市交通体系,实现交通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准确领悟习近平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系统阐释——兼论如何在“两个大局”中维护并延续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把握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有借鉴又有超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深化了全党对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互动的理解和认识,把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在新征程上应该怎样理解、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不仅是关系“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重大战略部署能否贯彻落实和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也是影响能否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中既催生机遇,也充满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战略机遇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既要立足当前、更要放眼长远,充分发掘中国战略机遇期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互动交汇的客观规律,积极发挥国际形势有利于国内建设的方面,协调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升级和保障就业的矛盾。同时,认清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既对立又统一,还可以互化的内在特点,及时更新看待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观念,坚定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信心,深刻体会战略机遇中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和可转化性新变化的要义特质,在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环境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为有利的战略机遇。

“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能否提升城市低碳竞争力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旨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基于2004—2020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来评估该政策与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对城市低碳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长株潭城市群相比,武汉城市圈的低碳竞争力受“两型社会”试验区政策影响更为显著,城市规模越大受政策影响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两型社会”试验区通过降低能源强度、提升城市交通水平、加强环境保护等路径提高城市低碳竞争力。因此,应继续推进“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探索,提高政策精准度和实施力度,并由点及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制度创新经验,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