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接触的视角解释汉语方言介连词“两个”的语法化

储泽祥等(2006)、江蓝生(2012)、贝罗贝(Peyraube 2017)注意到湖南通津铺、湖北仙桃和甘肃青海交界的汉语方言的数量词“两个”可以兼做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陈储荣(2020)从跨方言的角度分析“两个”功能分布的差异,构拟出“两个”的语法化路径:[数量词>副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前人都认为:非洲、澳洲、印度尼西亚等与汉语无接触或系属关系的语言也有数量词“两(个)”与介连词同形的现象,可见两者的关联具有跨语言共性,与人类认知有关。但是并未解释为何数量词“两个”的虚化只出现在少数汉语方言中,亦未找到“两”衍生出介连间功能的杂件。本文从汉语内部“两个”的多功能现象出发,结合跨语言的数据,提出以下论点:1.我们发现在西南地区中能用“两个”做介连词的地方,正是汉化土家人聚居之处(包括储泽祥等[2006]集中报道的湖南慈利)。面语序为SOV的土家语正好也有数词“两”和介连词同形的现象,可见当地汉语方言的“两个”能做介连词,与土家语不无关联。2.汉语西南、西北地区的“两个”之所以能虚化成介连词,是由于当地汉语和非汉语高度接触所致的。具体而,是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时,通过转用干扰把非汉语的语法成分带进汉语。西北地区受蒙古语族影响,而西南地区则是受土家语影响。3.汉语“两个”衍生出介连词的功能,并非单纯由语言接触导致,而是内部演变与外部接触合力使然。充当同位语的“两个”在汉语内部发展出副词的功能,其后通过语言接触,进一步虚化为伴随介词。一些方言的介词还可以进一步虚化为并列连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