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证据规定”颁行背景的理论解读

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两个证据规定"之所以能及时出台,客观上有其急迫性。"两高三部"通过完善刑事证据法,大力革新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主要是致力于防控刑事冤案与司法误判,转变司法实践的办案模式,缓步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以及履行人权保障的国际义务。这些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中长期使命与发展重任。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望,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其实施状况颇为引人关注。本文以四个中级人民法院为研究对象,对中院适用"两个证据规定"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访谈、阅卷等实证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就研究主题而言,选取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三项规定进行重点研究,其分别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隐蔽性证据的使用问题以及特殊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的使用问题。

论我国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基于刑诉法修订与实践语境的分析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批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权能",2012年刑诉法却未将其写入,"人民检察院刑诉法规则"又予以增加。规范的变动不居带来了理解的混乱,未来实践效果也有待观察。从学理、制度及语境分析,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可能遭遇检察官追诉性方面的障碍以及价值定位方面的困境;将证据听审放置在审前阶段与我国程序分流机制不匹配,同时也缺乏听证程序与配套机制的补充;我国检察机关在批捕实践中的信息获取乃受制于侦查机关,使排除非法证据沦为"无源之水"。

检察机关证据规则的修改与完善——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证据”章修改建议

由于立法理念、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部分条文存瑕疵和不足。《规则》中有关证据条款的修改、完善应综合考虑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及"两个证据规定"的合理内核,积极关注、回应司法实践,并可适度借鉴最高法院解释和公安部规定。《规则》应通过列举明确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范围,并采用正、反双向规定的强势表述方式,进而明确规定"证据"的具体内涵和外延。关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规定应置于总则。关于证明力判断、证明标准具体适用、刑讯逼供认定均应作出易于操作的解释。在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上,应明确适用的证据种类,并就采用言词证据的例外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应明确界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和瑕疵实物证据补正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