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策略视域下浙北地区“两头婚”婚姻安排研究

浙北地区“两头婚”婚姻形式是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由独生子女家庭间相互博弈妥协而产生的新型婚姻缔合方式。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个案访谈,探究这一婚姻模式的决策过程和形成基础。根据对婚礼安排、居住安排、继承人安排和生死节日安排等婚姻安排环节的描述,总结其婚姻安排的具体表现及在此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表明,除社会结构和文化外,家庭策略也在中国家庭应对社会变迁时起到重要作用。基于实证调研,本文还对该种婚姻形式作出一定发展预测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政府有针对性出台鼓励婚育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法治、自治与家庭文明建设——兼评“两头婚”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家庭文明建设条款,为提高婚姻家庭质量提供了一种“德法共治”的方案。家庭文明建设由此成为婚姻家庭法治指导下的规范化自治。在婚姻家庭领域,以德治为倡导和形式,以自治为实施机制,以法治为保障,最为适当和有效。正像自发产生的“两头婚”现象为家庭文明建设增值一样,依法自治是实现实质法治不可替代的方式。法治有其特定的功能、边界与局限,自治也有其界限、临界点及与法治的邻接点。

“两头婚”:农村妇女失地风险的自我控制与法律应对

"两头婚"的民间实践表面上是在"双独"家庭结构下以契约方式达成双系对等的理想目标并实现家庭内部女性主体性回归,但就其本质而论,"两头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现行农村地权设计和婚姻模式不利于保护出嫁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权利,只能通过改变传统婚姻形态达成对土地失权风险的自我把控。"两头婚"这一新型婚姻模式蕴含巨大的法律和社会风险,唯有通过股份制改革地权,固化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消弭出嫁女失地失权风险,才能从根本上让婚姻回归主流,防范未来不可知、不可控风险。

“两头婚”的法理意蕴及法律因应

"两头婚"提供婚姻家庭生活的行为方式,部分农村地区中人们选择"两头婚"。"两头婚"的产生具有经济基础、伦理基础和利益基础。选择"两头婚"是主体权利表达和运行的体现,是对婚姻自由的尊重,也是秩序自发性的表达。从"两头婚"的约定履行看,它的约定依靠道德伦理维持,强制履行则与法治精神相违背;从"两头婚"的价值取向看,它展现出传统婚姻家庭伦理与现代婚姻家庭伦理的张力;从"两头婚"的家庭秩序维系看,它面临着个人权利与家庭需求的冲突和平衡。面对"两头婚"呈现出的矛盾,为了保障婚姻家庭权利,需要在自由的限度内尊重"两头婚"主体的权利选择,以法律和婚姻家庭伦理回应"两头婚"主体的权利需要,并且以法治方式解决"两头婚"的婚姻家庭权利冲突,以满足"两头婚"主体婚姻家庭的利益需求,追求美好的婚姻家庭生活,维系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论婚姻与生育的社会属性——少子化背景下浙北乡村婚育模式嬗变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中国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如何让生育率回到更替水平以保障中华民族人口的正常延续,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婚姻和生育问题。本文对于少子化背景下婚育模式嬗变的研究,是基于对浙北水村“两头婚”和“两头姓”的田野观察。在水村普遍实行的“两头婚”和“两头姓”婚育模式均衡地连接了个人情感、家庭需求以及社会责任,用行为实践了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价值,使亲子关系反馈模式的传统伦理在生活中得以维系,无形中化解了现代社会在婚育方面日益突出的社会与个人间的张力。本研究试图指出,婚育制度一向是根据处境而变动的,浙北水村新的婚育模式正是人类用文化手段来达成人种繁衍和社会继替目的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