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策略视域下浙北地区“两头婚”婚姻安排研究

浙北地区“两头婚”婚姻形式是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由独生子女家庭间相互博弈妥协而产生的新型婚姻缔合方式。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个案访谈,探究这一婚姻模式的决策过程和形成基础。根据对婚礼安排、居住安排、继承人安排和生死节日安排等婚姻安排环节的描述,总结其婚姻安排的具体表现及在此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表明,除社会结构和文化外,家庭策略也在中国家庭应对社会变迁时起到重要作用。基于实证调研,本文还对该种婚姻形式作出一定发展预测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政府有针对性出台鼓励婚育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两头走”:一种流动性婚居模式及其隐忧——基于对江汉平原J村的考察

近年来,"两头走"作为一种新的婚居模式开始在部分农村兴起。基于江汉平原的田野经验,发现"两头走"是农民的实用主义逻辑的折射,它由农民的家庭人口结构、人情维系之需要以及家计模式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而成。"两头走"这种流动式婚居模式虽然呼应了母家庭的利益需求,并赋予了子代家庭以较大的自由,但实际上导致了代际关系失衡、家庭关系形式化、子代家庭负担加重以及父代养老风险增加等问题。

婚居模式变迁与婚姻理性兴起——基于浙北水镇“两头婚”的调查

在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现代化愈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婚姻实践发生巨大转变,“两头婚”作为一种婚姻缔结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新的婚居模式,已经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常态化婚姻策略。笔者通过在浙江省北部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独一代”“独二代”逐渐步入婚姻,当地独生子女家庭的“两头婚”婚居模式也在不断强化,且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扩散和强化的趋势。在婚姻价值理性、婚姻协商理性和婚姻工具理性的分别作用下,新的婚居模式得以形成、维系并发展强化。研究认为,社会阶层分化加大了家庭之间的竞争压力,强化了家庭资源优化的需求,同时,它也通过职业、教育和收入等面向影响着家庭的婚姻禀赋与婚姻选择。因此新时代意义中的“门当户对”下的“两头婚”缔结,服务于家庭内部的稳定与平衡,并指向家庭之间的竞争与发展,成为青年群体理性婚姻选择的重要实践。

法治、自治与家庭文明建设——兼评“两头婚”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家庭文明建设条款,为提高婚姻家庭质量提供了一种“德法共治”的方案。家庭文明建设由此成为婚姻家庭法治指导下的规范化自治。在婚姻家庭领域,以德治为倡导和形式,以自治为实施机制,以法治为保障,最为适当和有效。正像自发产生的“两头婚”现象为家庭文明建设增值一样,依法自治是实现实质法治不可替代的方式。法治有其特定的功能、边界与局限,自治也有其界限、临界点及与法治的邻接点。

从嫁娶婚和入赘婚到“两头婚”——中国婚姻模式嬗变的博弈分析

中国婚姻模式从嫁娶婚和入赘婚到“两头婚”的嬗变过程实质上是利益主体“责任”分配的博弈过程。在该过程中,博弈主体就“子女姓氏”“老人赡养”“亲属体系”等因素进行充分博弈后达成合作均衡解。博弈过程包括两阶段:一是婚姻模式选择阶段,男女双方各家庭单位就传统婚姻模式选择进行的循环“静态博弈”以及双方为达成合作,即“两头婚”形式而进行的“议价博弈”;二是“两头婚”的执行准备阶段,博弈主体在双系规则下就责任分配而进行的“议价博弈”,而任一博弈过程都表明实行公平分配的“两头婚”是化解传统婚姻模式中责任倾向的最优解。因而,通过建构博弈模型系统认识中国婚姻模式的嬗变过程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两头婚”:农村妇女失地风险的自我控制与法律应对

"两头婚"的民间实践表面上是在"双独"家庭结构下以契约方式达成双系对等的理想目标并实现家庭内部女性主体性回归,但就其本质而论,"两头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现行农村地权设计和婚姻模式不利于保护出嫁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权利,只能通过改变传统婚姻形态达成对土地失权风险的自我把控。"两头婚"这一新型婚姻模式蕴含巨大的法律和社会风险,唯有通过股份制改革地权,固化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消弭出嫁女失地失权风险,才能从根本上让婚姻回归主流,防范未来不可知、不可控风险。

“两头婚”的法理意蕴及法律因应

"两头婚"提供婚姻家庭生活的行为方式,部分农村地区中人们选择"两头婚"。"两头婚"的产生具有经济基础、伦理基础和利益基础。选择"两头婚"是主体权利表达和运行的体现,是对婚姻自由的尊重,也是秩序自发性的表达。从"两头婚"的约定履行看,它的约定依靠道德伦理维持,强制履行则与法治精神相违背;从"两头婚"的价值取向看,它展现出传统婚姻家庭伦理与现代婚姻家庭伦理的张力;从"两头婚"的家庭秩序维系看,它面临着个人权利与家庭需求的冲突和平衡。面对"两头婚"呈现出的矛盾,为了保障婚姻家庭权利,需要在自由的限度内尊重"两头婚"主体的权利选择,以法律和婚姻家庭伦理回应"两头婚"主体的权利需要,并且以法治方式解决"两头婚"的婚姻家庭权利冲突,以满足"两头婚"主体婚姻家庭的利益需求,追求美好的婚姻家庭生活,维系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家族的AA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婚姻公平实践

不同于家庭现代化理论中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亲和,夫妻关系的平等化和代际团结并存于当代的中国家庭。考察夫妻关系的平等化,需要关注行动主体、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差异和对差异的具体定义。在苏南地区,以家庭为单位追求对等双系权利的两头婚实践中,双方家庭通过对传统的传嗣伦理、性别文化、照料劳动、经济付出等不同价值的通约和赋值而得到一个公平的总体判断。这种公平的积极叙事中隐含个人偏好和妥协,女方家庭和部分女性需要作出更大妥协。再造的传宗接代伦理为婚姻公平带来了议价空间,但由于代际的紧密联系,亦带来了子代自主权受限的问题。随着婚姻生活日益理性化,女性经济独立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婚姻内的不确定性增长,以代际为单位寻求家庭利益最大化或成中国式亲密关系的新趋势。

当代中国农村多元婚姻形式与代际关系调适——兼论父权制家庭变革的不均衡性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出现了多元化的婚姻形式。一方面,传统的“嫁娶婚”形式在社会转型变迁中产生了相应的变革;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普遍出现了“并家婚”“两头婚”等新婚姻形式。不同的婚姻形式在婚姻缔结、居住模式、家庭与亲属关系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当代中国的婚姻形式变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有着各自的生成基础。在不同婚姻形式中,代际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变迁与调适状况。透过婚姻形式变迁与代际关系调适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父权制家庭变革具有区域、城乡、阶层等维度的不均衡性。在研究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路径、制定适宜的家庭政策以保卫家庭与推动社会平等化进程时,应该考虑到家庭变迁的不均衡性现实,既要有总体性视角,也要有区域性视角。

论婚姻与生育的社会属性——少子化背景下浙北乡村婚育模式嬗变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中国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如何让生育率回到更替水平以保障中华民族人口的正常延续,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婚姻和生育问题。本文对于少子化背景下婚育模式嬗变的研究,是基于对浙北水村“两头婚”和“两头姓”的田野观察。在水村普遍实行的“两头婚”和“两头姓”婚育模式均衡地连接了个人情感、家庭需求以及社会责任,用行为实践了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价值,使亲子关系反馈模式的传统伦理在生活中得以维系,无形中化解了现代社会在婚育方面日益突出的社会与个人间的张力。本研究试图指出,婚育制度一向是根据处境而变动的,浙北水村新的婚育模式正是人类用文化手段来达成人种繁衍和社会继替目的的一个例证。

“两头婚”:农村婚育模式的实践逻辑及其双重效应分析

制度约束性生育政策在取得预期成效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型,形成了少子化与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为了应对人口结构变动的挑战,部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较为彻底的农村地区在实践探索中衍生出了“两头婚”的婚育形态。这种新型婚育模式内蕴了婚姻形态由单系走向双系的实践逻辑,并呈现出独特的区域性行为特征。“两头婚”表象背后具有深刻的制度、经济、文化与观念形塑动因。作为一种策略性选择,“两头婚”有助于缓解现代性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对于破解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各种家庭困境,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和谐家庭建设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但是这种新型婚育实践探索背后的隐忧和风险也不容忽视,基于地域性特征和特定人文情境的新型婚育形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新时代养老模式探究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面临"养老难"的问题。目前,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有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田园养老等。近年来,江浙一代兴起一种名为"两头婚"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模式的出现,不仅是对婚育、养老问题的回应,其背后隐藏的更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难的残酷现实。现阶段,如何更好地解决养老难题,不仅是个别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困境,更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

令人深思的大光事件

令人深思的大光事件李进４月上旬以来，福州台资大光纸品有限公司老板蔡顺明弃厂逃债事件成为当地各界关注的热点。这一事件直接反映了我们在引进外资及后续管理上的问题，同时也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值得人们深思。思考之一：有法不依酿苦果。福州台资大光纸品有限公司（以...

广西东山瑶族的婚姻形态探析

在对广西全州县东山瑶族的婚姻形态的考察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招婿婚和"两头扯"两种较为特殊的婚姻形态的异同,并研究了其在现代社会存在的诸方面的原因。对于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婚姻彩礼的补偿理论和资助理论,认为婚姻的彩礼还有契约的文化因子。

从“承中有变”到“变中有承”:透过婚礼实践看儒家伦理的地方化运行

为了让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化问题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落地、展开,本文从“地方化”的研究视角出发,以浙北地区的礼俗人情实践(尤其是婚礼)为经验个案,着重讨论儒家伦理与当地礼俗人情生活的具体结合过程,探索其在浙北历史进程中的传承与变异情况。研究发现,延续至今的中式婚礼对儒家伦理的核心精神是“承中有变”,而新近兴起的新式婚礼则对其“变中有承”。两种情况在当地农村居民的礼俗人情生活中并存、并进,共同展现儒家伦理在地方化运行过程中的不同表达方式和复杂存在样态,也体现其在浙北地区的价值韧性和持久影响。当前,我们既要注重传统儒家伦理的创造转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问题,也要强化“谁”以及“如何”在地方社会转化与落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