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境下的“两种文化”解读

近代中国并不存在"两种文化"冲突的生发土壤,但随着19世纪国门的打开,西方科学与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两种文化"论争的思潮也来到中国,并成为"科玄论战"的焦点。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在中国日趋凸显,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再度升温。从语境流变的视角看,两种文化的讨论因其世界历史语境而呈现出与西方学界相通相融的"世界共性",但也因始终附着特定的中国语境而呈现出清晰的"中国特色"。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关于"两种文化"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的理论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

生物学教育从“鸿沟”现象到“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

一、问题的缘起：生物学教育中的“鸿沟”现象 在教育领域内，人们纷纷指责传统的科学主义倾向的生物学课程。认为科学主义的强霸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严重隔离，使得生物学教育中的“鸿沟”现象愈发彰显。我国的中学生物学教育滞后于很多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很多学校采用人文学科的教学方法教授它：读科学、背科学、考科学。这是一种缺失科学精神的生物学教育。缺乏科学精神的生物学教育是不是就一定没有科学主义存在呢？不然，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工具主义倾向。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突出表现。建国以来，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基本上是以工具价值取向为主，即学习生物学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需要。如《1952年初级中学植物教学大纲》指出：“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界和指出如何支配植物界的科学”；“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的任务是向自然索取。”

“两种文化”与新世纪人文教育的未来

本文以科学与人文的分野与冲突这一“两种文化”理论为文化视野 ,讨论了教育学所面临的文化挑战及人文教育在新世纪的未来前景。本文以为 ,尽管 2 0世纪末期 ,“两种文化”的冲突似乎变得更为激烈 ,但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 ,人文主义正在走向它的复兴 ,相应地 ,人文教育也在努力寻找它的复兴之路。

“贵族科学家”与“布商女儿”——《法国中尉的女人》与英国的“两种文化”之争

在斯诺和利维斯掀起的英国“两种文化”论争中,约翰·福尔斯反对斯诺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功利主张,支持利维斯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其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虚构故事的外表下潜藏着作者对“两种文化”之争的思考和批判。作品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了作者对学科分化的质疑、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以及对文化传统的坚守。小说叙述中隐含的“两种文化”论争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背景和具体的现实文化语境:它不仅是一场学科论战,还折射出英国社会中的文化价值选择与身份认同诉求问题。

“两种文化”的矛盾与人类的目标转向

“两种文化”的讨论除了说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外,更注重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进行评论,有时人们还把从事自然或人文研究作为是否具有道德心和责任感的隐性分野。“两种文化”的分裂是客观存在的,它与人类生活的目标转向有关。

约翰·福尔斯的《收藏家》与英国的“两种文化”之争

在分别以斯诺和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两种文化"论争中,福尔斯反对斯诺偏袒科技的功利观点,支持利维斯的人文立场。他在小说《收藏家》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不同价值取舍隐喻英国由来已久的科学与人文之争:一方面以无节制地追求物化消费满足的"收藏家"克雷戈形象,嘲讽斯诺笔下的"新人",对科技话语日渐扩张的趋势进行人文批判;与此同时,又借被收藏、被囚禁的米兰达始终秉持的"艺术生活"理念,对英国上层知识分子的贵族化、精英化生活姿态背后的阶级偏见和文化优越感进行道德反思。《收藏家》隐含的"两种文化"之争不仅有深远的历史背景,还指涉英国现实政治语境中的社会分层问题和不同阶层身份认同诉求的复杂性。

从意识看“两种文化”的对话——《伽拉忒亚2.2》和《想……》的叙事学解读

鲍尔斯的《伽拉忒亚2.2》和洛奇的《想……》围绕意识问题,通过小说家和认知科学家相遇与分离的故事,回应了"两种文化"之争。鲍尔斯和洛奇采用双重结构、倒叙、互文及戏仿等叙述策略,通过不同的故事,揭示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话这一共同主题。文章认为,鲍尔斯和洛奇开创了神经小说这一新的文类,为叙事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科学大战”实质上是一场科学与人文之战。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祉与危险所能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促进“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必须予以面对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反思教育体制的专业化局限、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交往行为视角下斯诺小说《新人》中的“两种文化”

英国小说家C.P.斯诺以"两种文化"演讲及其争论而闻名,他的小说《新人》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对立与不解,又与演讲中的唯科学主义论调相悖。以哈贝马斯的科技批判和交往行为理论来分析《新人》,主人公科学"新人"马丁从一心投入原子弹的研发并追求权力,到在科技理性和道德的博弈中作出抉择,最终放弃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和巴福特基地的领导职位,并与人文学者兄长刘易斯达成和解,其生活世界从被系统殖民化到还原通过兄弟俩"正当而真诚"的交往行为来实现,可见人文精神在科技与意识形态相结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企业管理中的“两种文化”弥合——企业文化的哲学思考

一、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互补互利 文化是个复合体,对它的理解和界定历来众说纷纭。上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把文化划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前者主要指以客观真理为目标的自然科学;后者则指以价值为目标的社会科学,有时着重指人认识自身力量和地位的带有理想、规范色彩的价值观和人道主义思想。英国现代科学家兼文学家斯·帕希·斯诺接受了“

民族地区高校实施“两种文化”素质教育的思考

"两种文化"素质教育即指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素质教育,针对民族欠发达地区高校实施"两种文化"素质教育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在"两种文化"素质教育的思想观念更新、具体教学过程改革、校园内外环境优化等方面的一些对策性措施及其它思考。

论“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汇

自斯诺在现代主义视野下提出"两种文化"问题之后,这50多年间,对两种文化关系的争论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随着科学大战的展开而愈发热烈了。本文在分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要进行"两种文化"的融合,就要加强培养科学素养、塑造人文精神,并进行科学史的普及教育。

“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生观》为契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重要的论战揭开了序幕。大约同时,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认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引起哲学家罗素的批评性回应,后者发表的《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玄论战"受到霍尔丹与罗素之争的影响,两场论战的根源可从一战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觅得踪影,更为深远的背景则可追溯到"两种文化"这一宏大议题。结合罗素1922年对中国的访问,对他在与霍尔丹争论时所持的批评性立场可以有更多的理解。如今,科技进步在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人们对"科玄论战"这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应该有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和而不同——对现代大学中新“两种文化”问题的思考

1959年5月7日，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斯诺（C．P．Snow）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他提出，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同时还不屑于尝试理解、甚至鄙视对方的立场。斯诺认为，科学与人文文化的这种分裂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与发展。这就是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两种文化”命题。

科学界也应担负“两种文化”融合的责任

追求真正有人文色彩的科学与真正有科学色彩的人文，不光要人文界做出艰巨的转型努力，科学界也要抛弃一些过时的思想，特别是要避免让某些持有极端还原主义理念的物理学家拖后腿。沟通科学和人文的桥梁，是心理学和生物学，而物理学不过位于离桥梁最偏远的位置罢了。

两种文化的交融及对教育的影响

两种文化的交融及对教育的影响吴伯田包括工程技术科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被英国著名学者斯诺（Ｂ·Ｓｎｏｗ）称为“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在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相互分化与独立发展之后，从本世纪下半叶起，又开...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思想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其中“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是对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我们要努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温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坚定我们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决心。

高校艺术教育的文化之维

科技与人文似乎就像鱼和熊掌一样难以兼顾。早在上个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C．P．斯诺（C．P．Snow）就明确提出了科技和人文是“两种文化”的概念。科技与人文的冲突同样令中国人尴尬，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一度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奇技淫巧”，在士农工商的序列等级中科技的地位被严重忽视；近代以来，

文化屏障与文化桥梁──交互文化哲学略论

20世纪已经赋予。文化”这个范畴以新的内涵。它将那种作为现代文明的自然科学文化接纳进来。因此，今日文化研究和交流的任务和目的已不仅仅是在传统文化之间建立相互理解和沟通，它同时并且首先意味着在杂多的传统文化和共同的现代文明之间搭桥铺路，使人类在走向理性大同的统一体的同时不以牺牲各种文化的特色、各个民族的个性和各个个体的自由为代价。这就是交互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