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与中国式现代化之家——恩格斯家庭观的理论方法及其启示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阐述家庭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两种生产”与家庭的辩证关系,这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家的建设具有现实启示。中国家庭观受到儒家文化长期形塑和影响,当前家庭呈现出多元复杂、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之家的建设,要自觉运用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批判吸收儒家“仁”“爱”“孝”“亲”等优良传统,尊重家庭成员主体性,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向往。

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争论的再审思——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140周年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表述可以证明:一是“两种生产”理论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科学思想;二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应当包括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两个方面;三是血族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社会制度发挥着“依次支配”的作用,而不是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对社会发展起“依次决定作用”;四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人口生产只是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表现为物质生产的特殊形式才能发挥决定作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要基于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发展。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研究述评

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提出后,受到学界普遍关注,国内学者主要从理论内涵、发展历程、历史定位及当代价值等方面展开讨论,国外学者主要以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为基础,来探讨“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然而,尽管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诸如概念不清、脱离文本、较少联系实际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讨论。

“两种生产”理论及其实践启示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够为新时代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工作以及人口发展工作提供科学指引,要深刻理解两种生产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涵,创新发展两种生产理论,并运用其分析并指导现在的问题,解决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生产力以及人口发展问题。

生命共同体视域下“两种生产”新意蕴

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是“两种生产”理论的时代性体现。从“生命共同体”与“两种生产”理论的共生性来看,其思想基石、实践路径及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生命共同体”赋予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新的时代内容。在新时代倡导构建的生态治理共同体、生态和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彰显了“两种生产”理论的时代价值,赋予了“两种生产”理论新时代意蕴。

历史上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争论及思考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长时期的争论。本文认为:要判定两种生产的正确性,应该把它放在其产生的历史前提中去理解;两种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两种生产是指同一生产的两个不同方面和要素,而不是互不相干的生产。

建国初期对“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及其后果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同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人类自身的生产又对物质资料生产具有反作用。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基石。建国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过分强调人作为生产者创造力的无限性,而对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估计不够。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使新中国政府对当时人口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失误。

重读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理论——以现象学为其视野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中的决定因素 ,归根结底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繁衍 ,所以 ,从现象学的视角看 ,所谓“历史本体”就不是某种理念、精神之类的抽象物 ,它只是每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本身。因此 ,马克思主义把劳动作为人类基本需要和发挥人类潜能的首要活动 ,乃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颠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描述 ,相应要求我们拒绝抽象地或生物学化地看待“性” ,只要谈论“性”的地方 ,就有关系的生成、发生。

“两种生产”理论视野下中国科技发展轨迹分析

不仅人口质量的高低能够影响到科技的创新,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也能影响科技的发展。这一点在中西家庭人口的变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根据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分析了中西家庭人口的差异对各自社会特别是对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自近代以来,由于"两种生产"不断的分离,以及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人口政策与科技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于“两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的问题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为依据,阐述了作者对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段话的理解。作者从各个方面论证,恩格斯说的“直接生活的生产”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决非指包括人类自身生产在内的所谓“两种生产”。

试论“两种生产”对青海审美文化的影响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出的新阐释,也是我们研究审美本质和审美文化的出发点。本文就"两种生产"对青海审美文化的影响进行探讨,旨在为青海审美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两种生产”与唯物史观的实践本质——兼论“经济史观”和“人学史观”的错误

人们通常认为,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是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来的。 对这一原理持异议的人们认为,这表明恩格斯在晚年“改变了观点”,意味着唯物史观的“破产”,导致了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内部结构的破坏”,“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即使在肯定这一原理的人们中间,也不承认它是唯物史观本身固有的组成部分。直到1968年,苏联学者T·A·巴加图利亚还认为:“两种生产”原理是“恩格斯由于利用当时科学的新成果”。

“两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物质资料和人类自身“两种生产”相互作用 ,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一种生产越不发达 ,第二种生产的制约作用就越大。私有制是妇女被压迫产生的根源。社会发展的结果 ,最终必然实现男女平等。

“两种生产”中人口理论中国化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人口发展规律,自传入中国就获得重视,一直被作为中国制定、调整人口政策的理论依据。同时,"两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人口生产实践中,又不断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其理论内容逐渐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两种生产"人口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人口与物质生产的协调发展,而且也促进了理论自身的成长与完善。

“两种生产”理论——一个澄清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文简称《起源》)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写于1884年4月初至5月26日。自《起源》出版后,其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便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反马克思主义阵营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都对其是否是二元论提出了质疑。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野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两种生产"理论究竟是否是二元论?"两种生产"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背弃还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两种生产"理论是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围绕这些问题,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框架中,对"两种生产"理论做出时代解读。

“两种生产”都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吗?

自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的一版序言中提出“两种生产”的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一直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近些年来，针对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不相适应的严重局面，

澄清对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的一个曲解

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通过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认为"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破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统一性。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其理由主要有:第一,该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而是从马克思思想的创立之初就已提出,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第二,它没有破坏唯物史观的统一性,二者在深层意义上是一致的;第三,"两种生产"之间是有机统一的,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构成要素性质、特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方法,在现象具体层面,马克思正是将"两种生产"理论运用到分析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结构,才最终实现了其晚年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恩格斯“两种生产”视阈下生态文明建设及意义

恩格斯于1884年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理论至今还没有过时,它会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两种生产"理论更加具体的释义。在"两种生产"理论视阈下,我国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视域下的少子化问题探析

近年来,随着人口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我国正面临少子化问题不断加剧的人口变化趋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如何破解少子化这一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对于我们分析解决少子化及其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借鉴价值。少子化问题的根源是人的再生产问题,研究人的再生产离不开对人本质的考察。立足这个前提,结合“两种生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从物质基础出发,发挥物质生产对人自身生产的基础作用,触及少子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又要在上层建筑层面发挥好政策引领、舆论导向作用,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这就是“两种生产”理论给我们破解少子化困境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