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学理批判——基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文本解读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一种重要的解读范式,“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被我国学界部分研究者所认可,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事实上,不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所持的都不是这样一种论点。与恩格斯一致,晚年马克思在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鲜明地表达了“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决定论”的唯物史观立场,在其历史视野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一种“根本性”“终极性”的因素,始终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原始社会制度的特点及原始社会的历史进程。在晚年马克思那里,并非“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依次决定人类历史,而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形式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始终扮演着人类历史“主导者”“决定者”的角色,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绝不是对“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决定论”的证伪,而是对这一经典理论的“证实”。

重新认识恩格斯晚年的两种生产决定论——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彻底反思

近几年理论界在尝试反思我国控制人口的基本理论———两种生产理论 ,但不彻底。笔者从“源头”上对恩格斯晚年的两种生产决定论作出重新认识 ,认为两种生产决定论明白无误 ,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具有牵连性、依附性 ,前者是实践作用论 ,后者是实践的机制作用论 ,都是正确的。为此 。

也谈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几个问题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人口问题的重要依据。深入开展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探讨,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有其现实意义。一、“两种生产决定论”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不少同志认为:在任何社会状态下,“两种生产”都对社会历史发展平行地起作用,即“‘两种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的“一元论”唯物史观。主要理由有二:第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两种生产决定论”的思想;第二,所谓二元论,是指将物质和精神并列为世界的本源。“两种生产”都是物质性的生产,都是社会存在。

也谈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两种涵义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一是讲“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下简称为必要劳动Ⅰ);其二是指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为满足一定社会需要应分配于某一生产部门的总劳动时间(以下简称为必要劳动Ⅱ)。关于这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大体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必要劳动Ⅰ决定商品的价值,必要劳动Ⅱ制约价值的实现,另一种则认为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两种观点可分别概括为单一决定论和共同决定论。我认为,前一种观点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以下试从三方面加以论证。一、从马克思的一贯论述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从而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一贯加以区分的。他在分析价值量(包括剩余价值量)的决定时,所涉及的仅仅是必要劳动Ⅰ,只是在考察价值量的实现时,才引入对必要劳动Ⅱ的分析,其基本思想是:价值是由必要劳动Ⅰ决定的。

也谈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

价值决定问题,是我国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笔者总体上赞同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论点。但是,要真正使这一论点确立并令人信服,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理论界否定该论点的同志至今认为:共同决定论有三个问题尚未解决:(1)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理论与供求价值论的界限难以划清;(2)如果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决定价值,那么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就不好解释;(3)超过社会需要而多投入了劳动量,其产品降价出售,或者贮存起来,而这些暂时卖不出去的商品有无价值的问题很难解释①。共同决定论是不是无法解释这些问题呢,我们认为不见得,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与把握两种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本文就此谈一些看法。

商品的价值只能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的价值由什么劳动时间决定,是个长期争论、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具体意见各有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只能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决定商品价值的实现;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前者叫单独决定论,后者叫共同决定论.我赞成前者,不同意后者.下面谈一点理由:我认为,讨论商品价值决定问题,必须把握商品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性质。

简论商品的价值决定

在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决定的关系的讨论中,有的认为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共同决定论”);有的认为只有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实现论”);有的认为只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唯一决定论”);有的干脆不承认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认定只有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首先要弄清,是否存在着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人认为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把《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从不同角度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括概为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怎样认识人口生产在历史发展的作用——与張光照、楊致恆同志商榷

人口问题是我国实现四化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狠抓计划生育工作,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两种生产”一起抓,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近来一些理论文章在强调“两种生产”一起抓的必要性时,却提出了在任何历史时期“人类自身生产都是历史发展中决定因素之一”的论点,姑且称之为历史发展的“两种生产决定论”(见《人口研究》81年第4期,张光照、杨致恒的文章:《论人类自身生产是历史发展中决定因素之一》,以下简称张文)。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一元论唯物史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人口理论的研究

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根据我国的人口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真贯彻这项基本国策,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必要劳动Ⅰ和必要劳动Ⅱ共同决定价值

就价值形成机制而言,必要劳动Ⅰ与必要劳动Ⅱ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恩格斯的价值定义及马克思的一贯论述是相符的,与供求论或均衡价格论也是一致的。必要劳动Ⅰ决定价值的观点只适用于成本不变的完全竞争行业,必要劳动Ⅱ决定价值的观点只适用于短期均衡条件下市场价值的决定。所谓的供求异常不平衡说、实际的社会需要说和虚假的社会价值说,既不能作为“决定论”的依据,也不能作为“共同决定论”的基础。以往的“共同决定论”的缺陷主要是由于它割裂了与供求论的内在联系,从而最终倒向了需求决定论。

90年代劳动价值伦研究述评

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给理论界提出了许多课题，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也掀起了一轮新热潮。学者们就劳动价值的一元与多元，新科技、第三产业与价值创造，两种含义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的关系，价值与价格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探讨。这一轮的研究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本文对９０年代以来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动态和进展作了综述和简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