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在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严重刑事犯罪频发的状态下,“严打”政策的实施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惩治犯罪的迫切愿望和对社会安全感的强烈需求。但“严打”毕竟是对刑罚权的一种特殊分配,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因此,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严打”政策的回顾与科学定位

针对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及实践之理论评价 ,有“反对说”、“肯定说”和“反思说”之分。虽然不能否认“严打”政策本身由于其具体设计缺乏可操作性 ,从而导致人们对它的争论 ,但更重要的 ,是由于一些司法部门在贯彻这一政策的实际行动中 ,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原则及“严打”政策的初衷 ,造成了负面影响。“严打”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而是一个政治性术语。因此 ,如何科学地对待“严打” ,实际上是如何使政治性的“严打”转化为法律上“严打”的问题 ,也就是应当把“严打”逐步纳入严格的法律规制之中。

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再认识

当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严打”持三种不同的态度 :不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但要有节制。通过对“严打”决策过程、目的、成本、效益、效用及其与法治的关系等分析 ,我们发现 :“严打”自身理性存在问题 ,“严打”活动难以实现“严打”目的 ,“严打”的成本与效益比相当高昂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 ,“严打”与法治处于尖锐的对立 ,而“严打”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严打”就是专政 ,它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上具有实质意义。因此 ,基于“严打”就是专政的认识 ,“严打”政策应当进行理性改造。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 ,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 ,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 ,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 ,两者是不相容的 ,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 ,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 ,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 ,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 。

“严打”政策的问题分析——基于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视角

“严打”政策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存在具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该政策自施行以来,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20多年的政策实践,其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我们需要对该政策进行全面认识。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严打”政策反思

"严打"政策自八十年代实行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又面临着现实的局限性。需要做出新的政策调整,建设严打长效机制。

我国“严打”政策的刑法学思考

“严打”是现阶段我国针对社会治安日趋严峻的形势而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所采取的从重打击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它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却与刑法的原则、刑罚的目的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严打”是一种无奈之举。减少和预防犯罪的根本出路应当在于对犯罪的社会预防。

论“严打”政策与依法治国

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是从1983年开始出现的。自此以后，我国在不同的时期又开展了多次有效的“严打”整治斗争，长期以来，人们对“严打”的从重从快政策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思想后，更是产生了“严打”政策是否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质疑。笔者认为，“严打”作为我国特有的一项刑事政策，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本文以转型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1983年、1996年和2001年全国范围内三次“严打”斗争的发动背景、打击对象、主要做法和治理绩效。本文认为集中有限的国家治理资源解决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是执政党与政府在“实用理性”主导下、面临资源瓶颈问题的理性选择。通过运动式治理实现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与再扩充,确保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延续与维系是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

对“严打”的再解读——基于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

随着我国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经济基础的变化催生着上层建筑的改变。在强大政治背景的推动下,对“严打”斗争仅作微观视角上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相反,从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理论入手,把“严打”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来解读,分析了“严打”政策的环境选择,“严打”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严打”政策在新的治国模式下的走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严打”政策是如何出台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恶性杀人、强奸，爆炸乃至劫机案增多。“严打”过后。社会确实安定了，但也留下了给后人反思的空间。

论“严打”的刑法学根据

"严打"政策是否正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刑法学根据。把从重打击的刑法学根据归结于治安形势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理由并不充分。治安形势真正影响的是人身危险性中的初犯可能,依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故而要从重打击。从快打击的刑法学根据在于它有利于实现刑罚公正,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盘查措施

盘查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并同时适用于刑事侦查领域。世界各国均对盘查设立了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并针对不同种类的盘查措施给予不同的限制。我国的盘查措施的种类单一,立法未能设立启动盘查措施所需的要件,未能区分盘查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界限,此外,出租屋成为盘查的重点场所,相关的司法救济制度阙如,这些都是我国盘查措施适用中突出的问题。建立科学的盘查措施体系,严格确定盘查措施的界限,逐步取消对出租屋的盘查制度,完善司法救济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社区矫正,也叫社区处遇、社区矫治或社会内处遇.矫正在刑法中有两种含义,狭义的矫正,作为一种刑罚的根据,是与报应、威慑、隔离等相对应的概念,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或威慑,而在于将其"治"好.随着"目的刑"主义和"教育刑"主义在全球取得显赫地位,矫正成为所有刑罚执行的代名词,因此出现了广义的矫正,即一切刑罚的执行(死刑除外)都被称为矫正.社区矫正中的"矫正"主要是指广义的矫正--刑罚的执行,当然,从它的发展趋势来看,它会包括一些非刑罚执行的狭义矫正.20∞年3月,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对社区矫正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我国无罪立法的演进与现状评述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实行了保留并限制死刑的政策：“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建国初期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确立了十几种重大反革命罪行、贪污罪为死罪。①直到1979年颁行第一部刑法典，规定了29种死罪。②随后即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在贯彻“严打”政策的背景下，死刑立法加强，死罪数量增加，经由单行刑法的补充。

重庆高院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

引言200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持续了近30年的“严打”政策成为历史。至此,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开始回归理性和科学,既秉承我国古代因应犯罪“宽猛相济”和“刑罚世轻世重”的传统文化精神,又顺应当今刑事政策和刑法发展的世界潮流,刑罚总体轻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都是考试惹的祸

苍天啊!大地呀!哪位天使大姐发明的考试呀？ 期末考试这个不速之客又将如期而至了，母亲大人因我自由散漫而“凤颜大怒”。鉴于本人以前考试的表现麻绳穿豆腐——提不起来，妈妈痛下杀手，终于采取了爸爸屡次进谏的“严打”政策。从此，本人的小日子从幸福的天堂跌到了十八层地狱，那个惨哟!我那苦命的耳膜，

“严打”方针的刑法学思考

在近20年的刑事实践中,我国的刑事政策始终以“严打”为主线,有针对性地对犯罪进行了惩治和预防。本文旨在通过对“严打”刑事政策存在的刑法法理基础的思考,揭示“严打”方针存在的现实性依据;通过对“严打”政策确立以及发展特点的整体归纳和总结,强化对“严打”政策全面系统的认知;通过揭示“严打”过程中的几个法律关系问题、辩证看待其与依法治国、刑法基本原则以及整体防治之间的依存关系,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为“严打”刑事政策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位,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功能和效果作出较为合理的评估。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刑事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严打”政策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严打”政策符合我国转型期的国情。但情况是不断地变化的,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严打”斗争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因而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观念,与时俱进,对刑事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在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与严重经济犯罪的同时,还要加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并要逐步削减死刑,力争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废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