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总体性社会情绪

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是指弥散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容易形成共鸣并分享的一种相对一致的群体表达,是人们在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行为取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由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与行为取向组成,并通过满意度、社会信任与社会信心实现操作化,其功能则主要在于社会整合与结构维持。总体性社会情绪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其结构的二重性表现为在总体性社会情绪引导下的社会行为既维持结构,又改变结构;对人们的行为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行为的前提与条件。国家治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总体性社会情绪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通过总体性社会情绪来认识时代与社会,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政策工具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启示价值。

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的社会结构研究

2021年7月到2023年2月,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采用扫描取样法和野外跟踪观察法对川金丝猴习惯化群进行了社会结构的研究。2021年7月初到2021年8月底习惯化群由155只个体组成:包括20只成年雄性,62只成年雌性,13只亚成年雌性,8只亚成年雄性,35只青少年猴以及17只婴幼猴。一雄多雌家庭单元(OMU)大小平均(12.00±3.85)只(N=11),全雄单元(AMU)大小为23,成年个体与未成年个体比为1.12:1。单因数方差分析表明:在白河、唐家河、秦岭、神农架4个川金丝猴社群中各年龄性别组中,成年雌性数量存在差异(成年雌性组:DF=3,F=3.655,P=0.024)。在研究期间共观察到7次OMU组成的变化,2次OMU迁出习惯化群。研究表明:白河自然保护区生境质量好,非常适合川金丝猴的栖息和繁衍;参与单元演替个体数量多,演替形式多样,对深入了解川金丝猴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参考。

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结构性危机与国家建构

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程引人注目。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转型国家削弱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忽视相应的支持性制度建构。与此同时,不具备条件的草率民主化造成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党派冲突、政局动荡,并导致了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不连贯性。作为结果,许多转型国家既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又没有实现民主的巩固与发展,陷入了结构性危机。转型国家要实现增长与民主目标,首先需要开展国家建构,提高国家能力。走出民主化与市场化相颉颃的怪圈并不是废止民主化,而是深入推进以广泛的公众参与为目标的民主化。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权建设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的主导分析框架。但从国内众多实证经验来看,社区治理活动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为集合,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依靠美好的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多中心管理实践的组合。真实的社区治理过程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彼此权力和利益的选择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实然"的角度对社区治理及其结构变革研究提供更完整,更真实的解释。

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论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联结

国家权力的治理绩效并非直接产生于高强度的国家控制,而是在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支持。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两种类型的相互联结方式,它们分别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交织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结构的单向覆盖。前者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则表明两者之间的某种脱节现象。如果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更多地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可能降低,而公共治理的绩效则将提升。批判性公共领域因其具有协调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从而能够为国家权力提供有效的合法性支持,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为分析对象,从比较的层面出发,对上述三个东亚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经验进行理论分析,同时也侧重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学的诠释。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内涵来理解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内涵与特征,即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交织作用对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福利范式并不是同一类型,虽然人们笼统将它们三者归类为"东亚福利模式",但它们各自仍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或差异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就此展开了讨论。

创新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基础

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研究创新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介绍"社会结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社会结构的开放对创新动力、创新资源以及创新过程的影响。探讨了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测量方法,并结合经验数据分析了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及其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权界意识的生长: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

本文从社会心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历史社会进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个体意识、家族意识而无权界意识,这是一个家族制社会;革命后,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是用国家意识去铲除个体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社会;市场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界定产权,将人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型,为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基础。相应地,现代国家的成长,也意味着从传统的家族式统治、计划时代的单位式控制向对公民个人的法治化治理转型。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以构成结构的社会要素为起点,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面都分别展现了其结构理论观点,这一理论对当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价值。为此,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从结构体系的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合理布局社会结构内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各要素关系来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并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及其执行力来不断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国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主导性乃至决定性的因素。缓和阶级冲突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国家又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国家利益与国家职能相矛盾,使国家与社会处于矛盾之中,矛盾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国家利益集团的存在使社会形成地主、农民、国家各为一极的三角形经济结构,其间存在着一个相互制约的链条,并使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呈现很强的稳定性。强化国家职能、限制国家利益,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

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

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朱健刚一．引言随着我国城市社会逐步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过渡，街道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城市的街道往往由几条马路和数十个里弄或胡同组成，它们以行政空间的划分为依据，但内部的胡同和里弄又是...

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群体和个体系统观念的结构和秩序

意识形态的信守主体有个体、群体和社会整体之分,社会有结构和秩序之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是否也存在结构和秩序?这是本文提出的假设。要解释这个假设,必须明确意识形态结构和秩序的关系。因此,本文对意识形态采取"解剖"式的研究,按其结构和秩序展开的顺序和逻辑,从内到外进行深入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和阐述意识形态和观念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征,并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一次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重建国家自主性

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不恰当的权力配置使国家自主性的权力基础与合法性基础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要抑制两极分化趋势,促使社会阶层结构走上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之路,必须重建国家自主性。重建国家自主性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深入推进行政改革,调整国家与地方的自主性维度;另一条是培育公民社会,促使各种社会组织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

社会结构与个体选择:职业教育发展的双重影响

借鉴社会学中研究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因素。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其中社会结构和个体选择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会结构主要有阶层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这些社会结构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只是潜在的，它通过干预个体选择来影响职业教育发展。

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以多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讨论

全球化叙事让原本以多民族国家为参照的个体身份分析框架遭遇来自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组织的纵向挑战和来自社会组织、网络社群的横向挑战。推进“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双重身份分析谱系转换为以前者为纵坐标,以后者为横坐标的散点身份分析谱系,可以回应传统个体身份分析框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散点身份分析谱系之下,多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参照,但多民族国家动用法律、制度和政策手段干预身份认同的努力正在失效。全球化叙事中的“文化-心理”身份影响力会提升,在个体身份生态圈层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诸多结构化挑战,终会在个体身份认同层面显现出来。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适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以应社会发展之需——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

20世纪是东南亚各国高等教育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本文分析了东南亚各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采取有效措施 ,及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及发展速度和办学方向 ,从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