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不完全考察

本文以“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的关系为基本问题 ,对西方现代哲学几种有代表性的个人观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文章意图指出 ,哲学对“个体之我”的探讨不能忽视“哲学之我”的构建。个体不是先在的事实 ,保持反思性的哲学生活 ,始终不解地寻求“个体化理解” ,才是通向“个体之我”

家庭“个体成人”教育的困境及其化解——基于家庭结构、功能与内部关系演变的考察

通过历史梳理和现实考察的方式,对我国家庭结构、功能及其内部关系的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和多样化;家庭政治功能日渐让渡化,家庭经济、文化功能逐渐外移化;家庭内部关系也发生了由简单代际再生产到扩大增值再生产、由“亲亲为大”到“个体为先”的转变。上述家庭结构、功能与内部关系的演变致使家庭“个体成人”教育面临结构性破裂、功能性削弱、关系性失衡等困境,从而严重制约了子代“个体成人”目标的达成。为此,家庭“个体成人”教育的困境需从外部条件支持和内部功能调整两方面去化解:从外部进行“再家庭化”的政策支持,包括明确主体权力边界,制定弹性工作制度;从内部进行“个体成人”的价值选择,包括重视亲情伦理而非资本传递,强调“生命成人”而非“个体成才”。

从“语境”到“情境”:让语文“活”在学生心田——素养视野下学生“个体语言经验”发展的路径探寻

语文学习长期处于“识记”层面,导致学生“记得住”却“用不出”。扭转此境况,需要从学生“个体语言经验”形成机制与发展过程的视角去探查和检讨当前语文教学。广大语文教师应当从“教材文本”的理解方式入手,用作者与编者的“个体语言经验”来变构和完善学生的“个体语言经验”;立足“课文语境”,用作者营造的活生生的语义网络和语用实践,去为学生构建活生生的“个体语言经验”;设置“学习情境”,在基于“做事”的语用活动中发展学生的“个体语言经验”。

“个体-团体-家属”模式的社会支持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个体-团体-家属"模式的社会支持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收集2014年9月至2016年10月该院接受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90例,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5例。对照组患者接受精神分裂症常规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干预的基础上加入"个体-团体-家属"模式的社会支持干预。比较2组患者干预前后精神症状、共情能力、生活质量的差异。结果干预前,2组患者精神症状、共情能力、生活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阴性与阳性症状量表(PANSS)各个分量表评分值、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各个因子评分值、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SQLS)各个维度评分值均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个体-团体-家属"模式的社会支持干预,可有效优化患者的精神症状、共情能力及生活质量。

信任理论的演进:从“个体行为”到“制度建构”

信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是在对未来事件的不可预料中产生的。根据来源和对象的不同 ,信任所预期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本文从信任的来源入手 ,将它分为三个方面 :基于个人、基于制度和基于信誉的信任。探讨各个视角下信任的建立方式及其发展过程 ,以期对信任理论的演进形成一个综合的概念。

提升社区动员能力:从个体到组织的多重嵌套体系

基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问题与公共危机事件的主要承灾载体。实践过程中,社区防疫工作暴露出诸多短板,传统社区动员模式的不足尤为突出,集中表现为国家与社区间的“赋权”悖论、社区多元自治主体间的“联动”悖论、社区与居民间的“共同体”悖论。基于此,本文关注基层社区内部行动者与行动要素之间进行互动的内在机制,摆脱“对社区进行动员”的行政管控视角,从“由社区进行动员”这一自治视角出发,分析社区动员应该怎样实现“个体—组织”“组织—社区”“社区—国家”多重嵌套体系,冲破传统社区动员模式下的三重悖论,从而构建起个体、组织、社区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激活个体参与、社会资本嵌入、完善执行结构、确保国家在场等方式,增强社会资本与治理权力在主体间的流动,完善和优化基层社区动员。

“未庄”为何难容“阿Q”？--也谈《阿Q正传》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自从1922年，周作人以“仲密”署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评论《阿Q正传》开始，鲁迅的这部小说至今已有了九十多年的研究历史。在这九十多年当中，研究者究竟发表过多少文章去解读《阿Q正传》，其数量之庞大恐怕没有人能够去准确地统计，仅中国知网就收录有1204篇。我们不妨就以中国知网的检索信息为例，去做这样一种简单的数字换算：假如一篇研究论文平均为一万字，我们最起码知道已有一千二百万字。

道德哲学的个体、集体观与德育方法

学校德育建设与其他道德实践问题一样,需要从哲学视角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进而对德育的基本理念和实践范式以及重要的德育现象做出解释和指导,这是道德哲学在德育领域的现实价值之所在。我们研究道德哲学,最终要落脚到道德的"价值"上,即得出道德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为德育工作的展开提供理论指导。

个体化条件下当代青年“个体的结合”现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崛起有目共睹。在这个被称为个体化的进程中,以青年为主体,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范围和规模正越来越大,流动方向和方式也越来越多元。这是国家现代化路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后的重要结果。而因为文化积淀的不足、社会机制的不充分以及个人的心理需求等因素,青年群体开始通过"熟人的联合"、"陌生人的联合"、"群体的联合"以及"个体的内卷化"等方式来抵制或平衡"个体化"所带来的对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威胁。

殷海光“个体本位”的自由观

以个体本位为文化基因的“自由”概念来自西方,却与殷海光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个性暗合,因而成就了他最近乎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观。“志道之士”的历史使命又决定了殷海光个体本位自由观“分裂”与“两难”的本土命运。“自由思想者”与“志道之士”两难取舍的背后,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生存之道的冲突与较量。殷海光以生命为代价向世人昭示的,与其说是西方自由理念,不如说是对西方文化的质疑,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反思。

后新时期艺术的文化失衡与“个体”错位

中国后新时期艺术总体上呈现出精神衰微和对生理因素突出的表征,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失衡引起民众对世界的确证放弃了精神确证而依赖于物质确证;另一方面,物质确证的单一性又使“主体”意识泯灭,“个体”严重错位,个体的身体性得以从未有过的张扬。

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关于个体发展的思想——兼与马克思理论有“个体的被遮蔽性”观点商榷

有人从马克思早期使用过的"类"等概念提出他的理论具有"个体的被遮蔽性"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误读和误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虽然有坐标性的总体性概念,但不是"类",而是"人的世界性历史存在",它是历史进程的一种逻辑结果。在历史生产中,人的发展作为个体发生和社会(共同体)产生是一个实践展开的历史辩证过程,个人作为主体必须理解为以社会关系为本质的规定,撇开了历史进程的社会关系,个人不能成为主体的个体,并且社会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内核,必须从生产力的高度来理解社会关系对个体发展和人的解放的作用。马克思理论不存在"个体的被遮蔽性"问题。

个体的觉醒及其命运——慧能的“自性”与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之比较

本文对慧能的“自性”和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做了一个比较研究,认为慧能和克尔凯郭尔分别通过将“自性”与佛,“主体性”与上帝直接联系起来,赋予了个体以终极性的意义。慧能的“自性”与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由此决定了个体在中国和西方的觉醒及其不同命运。

大学校长：一个从“个体”到“集体”的进程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较早的大学产生是与学者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的学者或学派代表人物的身边往往聚集着向往学问的人们,这些著名学者由此讲学论道,传授对于当时时代而言的高深学问,就有了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伊壁鸠鲁学校、斯多葛派学校的产生。

单位管理中领导者平衡“总体公正”与“个体公平”的艺术

“总体公正”与“个体公平”间不仅存在主次之分、先后顺序,还可能因为追求“总体公正”暂时牺牲“个体公平”,即“个体公平”存在相对性,“总体公正”却属绝对要求。这就需要引导组织成员认识到“总体公正”先于“个体公平”是为了保障行为的正向性,“个体公平”服从“总体公正”是为了实现更持久的发展,“总体公正”理念下终会实现“个体公平”。因此,应坚守原则底线,意识到“总体公正”理念不可变;放眼长远利益,认识到“个体公平”诉求应暂缓;“总体公正”为先,然须服务于“个体公平”;“个体公平”为果,然须立足于“总体公正”;“总体”“个体”灵活协调,营造公平公正的组织氛围。

论“个体”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位置

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马克思似乎格外偏爱共同体,以至于“个体”似乎在马克思思想中“空场”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个体”,不仅在马克思说明传统共同体的瓦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状态、市民社会之分裂为阶级以及“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之感性原则和实践原则以及揭示异化现象中起到独特的作用,更是在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论争乃至马克思道德理论的重构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阶梯”。

那个“个体”——索尔仁尼琴精神礼赞

有些人为所有人活着。他们是人类尊严和不屈精神的代名词。面对他们，我们必须表示敬意。索尔仁尼琴就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在索尔仁尼琴的名字之前，人们已经加过许多形容词和前缀，譬如流亡作家、民族的良知、文化的主教，等等。然而，最适合他的名誉恐怕只有一个：个体。

当代中国的“个体离疏化”:成因与风险

"个体离疏化"已成为转型期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它是去传统化、个体风险内在化与人际疏远化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个体离疏化"会带来迷失个体、极端个体事件和维稳成本不断增加的风险。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社会发展趋势,不能阻止,只有在社会建设中加强综合应对,才能降低和化解这些潜在的风险。

“个体”、“共同体”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阐释

近年来,探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想内涵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如何以新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的思想文本,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如何重新定位马克思哲学的伦理和政治诉求,如何实现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与沟通,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探询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精神实质,进而做出切合时代的阐释和回应。这里我们特刊发一组笔谈,以期推进相关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