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中国之治”是实践、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包含中国之“治”、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三层意义,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国家治理功能,是一种意识形态“软治理”。将“中国之治”的价值理念、制度逻辑、生动实践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增进国家治理共识和培育国民政治素养。“中国之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结合大思政课的价值观教育、历史教育、法治教育、时政教育进行,并从理念创新、队伍建设、内容拓展、载体选择等方面调整优化教育教学范式。

理解“中国之治”的三个向度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之治”的韧性与张力也日益凸显。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中国之治”发展道路。从历史脉络看,“中国之治”在党的接续奋斗中先后经历了“初步探索”、“曲折前进”、“开拓发展”和“全面推进”四个阶段。从逻辑理路看,“中国之治”的实践进程呈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和“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等鲜明特征。站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架构下,锚准“中国之治”的实然历史样态与应然发展逻辑的内在耦合性,能够总结出“百年之治”的经验启示,这是对新时代推进“中国之治”的现实关照。从历史的厚度、逻辑的深度与现实的高度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不仅是应对世界的百年变局与人类社会时代拷问的现实举措,而且是助力“中国之治”行稳致远、引领与推动“全球之治”的应有之义。

“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之治、法治之治,其坚实根基在于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坚持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只有牢牢把握这三个始终坚持,才能不断夯实“中国之治”的道路选择,才能矢志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如期实现,不断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构筑起“中国之治”的道路根基、价值根基和战略根基。

“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互洽融通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制”规范“中国之治”,“中国之治”践行“中国之制”,实现了中国式“制”“治”互洽。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本土内生、“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耦合共进、“中国之制”嵌入“中国之治”现实可行、“中国之制”提效“中国之治”自觉自信四个方面,彰显了“制”“治”生成合洽、关系契洽、运行协洽、转化融洽,为更好探究“制”“治”规避西方式乱象、实现在中国的互融互通给出解答。

论“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进路

近年来,世界陷入新一轮的治理困境,西方标榜的自由民主制度愈发失灵,由此带来了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兴盛与全球治理的失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展现着巨大的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为坚持“四个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同时“四个自信”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之治”提供了一种路径。“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实现了创新性与制度化的统一,全局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特色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国之治”的实现,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也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有机统一。未来,“中国之治”应为世界提供新的治理模式样板,引领“世界之治”的实现。“中国之治”正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与“全球中国”连接起来。

制度优势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优势

制度是关涉到执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中国之治"承载"文明之治",源于"中国之制",体现"大国之治"。"中国之制"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源于国家治理实践并作用于治理实践,同时取得历史性成就。必须坚定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地位的维系与巩固,最内在的密码在于民心,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在于人民,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制度最牢固的根基,党员干部对制度的敬畏最能显现法治效能,必须把建立制度自信与全面治理紧紧拧在一起。

“中国之治”的“广东范例”

“中国之治”的“广东范例”坚持围绕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建设重点发力,不断进行创新探索,着力建设“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社会”,打造了“中国之治”的地方范例,彰显了“强党善治”的中国逻辑。

“中国之治”向何处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国家治理的走向与趋势

在当今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诸多重要论断为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与内涵,全面把握国家治理的走向与趋势提供了根本性的标尺和原则。全力筑牢国家治理的制度保障,深度凸显国家治理的领导体系,合理勘定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持续创新国家治理的路径策略,是回答"中国之治"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何方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节所在。

“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表现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形成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模式,彰显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在明确揭示“中国之治”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内涵、考察经济质量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引入“制度优势”拓展高质量发展内涵。运用1998—2020年国家层面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指标并进行差异化分析,揭示了“中国之治”制度体系下高质量发展整体趋势向好,但具体维度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在制度内核稳定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应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强化五大发展理念与经济质量、制度优势的深度融合与广度拓展。

完善“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路论析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完善“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离不开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离不开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后半程的现实所需。完善“中国之制”和推进“中国之治”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充分理解和把握两者关系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基于实践思维方式,秉持人民中心的执政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出鲜明的思维伟力,即“战略思维”谋大局、“系统思维”布全局、“辩证思维”看问题、“法治思维”求善治、“历史思维”谈初心、“创新思维”增活力、“底线思维”防风险、“精准思维”惠民生。

“中国之治”蕴含的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分别构成了"中国之治"的理论支撑、制度支撑和价值支撑。"中国之治"蕴含了某种逻辑关联性,即中国之智聚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则实现中国之志。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蕴含着三维互构并互动生成的逻辑结构关系。而中国之制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承担着把中国之智转化为"中国之治"的重任,并确保"中国之治"能够在中国之志的引领下行稳致远。归根结底,"中国之治"的成功推进,很关键的就在于其蕴含了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三者相生合成的国家治理逻辑。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治”: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伟大工程——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新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主题,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新中国70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既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伟格局,又绘制了实现“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的具体路径。这些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而且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时强调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最根本的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格局是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可以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新路的重要宣示。因为它符合邓小平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论列的众多制度建设,说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新路是成功的;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的由治党及至治国的各种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种改革,都旨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据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巩固和发展。

“中国之治”的绿色现代化图景

“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将党治、法治、德治和美治深度整合,形成既有政治定力又有社会合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对此作出系统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之治的生态文明向度,标志着绿色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绿色现代化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的现代化,呈现出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经济与环境协调共进、环境公益与私人利益共容衡平等一系列新特征。实现绿色现代化,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并运行起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系统,从而筑牢“中国之治”的生态根基。

“中国之治”语境下的职业农民制度优势及其转化路径

职业农民制度体现"中国之治"新境界,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通过三个层面的特征充分展现出来:紧密结合我国农业农村基本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制度底色与品格;直击新时代城乡二元问题的症结,彰显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与魄力;开拓运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准则,彰显制度的全局观与创新力。职业农民制度的优势最终需要通过制度的有效实施方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制度有效实施需注意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具有"一揽子制度"属性的职业农民制度,各项配套制度和实施方案的整体推进是制度得以有效实施进而形成治理效能的关键;其二,作为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职业农民制度,提升制度执行能力是制度目标得以精准高效达成的关键。

以人民为中心引领“中国之治”现代化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理念,也是“中国之治”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引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显著优势的科学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是推进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其中,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是实现“中国之治”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引领的根本保证,践行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中国之治”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制度机制,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达致“中国之治”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导向。

“中国之治”视域下的乡村旅游业治理问题

乡村旅游业的治理问题是当前我国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之治视域下要求我们注重以科学的手段规范其发展。文章运用"中国之治"系统阐释新时代旅游治理的制度逻辑,表现在政府逻辑向政府-市场-社会逻辑演进、单一化行业治理向综合化社会治理转型、相对单一环境向多元复杂环境变迁、法律规章与乡土文化并举。剖析旅游治理在体制机制、资源配置、市场秩序和品牌质量等方面的实践困境。进而提出旅游治理的制度设计,完善旅游治理考核体系。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整体性治理:一种“中国之治”的分析视角

整体性治理是用于解决跨部门、多主体合作议题中出现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效能低下等弊病的一种回应性和矫正性理论。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将“协调-整合-互嵌”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治理机制。整体性治理是对“协同理论”的扩展,是更加系统概括和诠释“中国之治”的政府治理图式,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形塑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依托于“政党-政权、中央-地方、政党-社会”的综合作用,制度优势得以发挥、国家意志和人民行动得以彰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村际纠纷化解作为地方社会整体性治理新图景,成为“中国之治”的典型案例,凸显了整体性治理的功能影响。同时,要从“中国之治”中检视并挖掘“中国之理”,以提升整体性治理效能,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话语供给和治理经验智慧,将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实践持续向更深层次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