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复兴”的话语源流与当代阐释

“中国文艺复兴”话语是晚清以来中外学人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中华的一系列文化观念与文艺实践。当代学者对这一话语的持续阐释,寄托了重建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努力。其主要线索有三:第一,以唐宋转型至“五四”文艺复兴思想本土化实践为线索,考辨“中国文艺复兴”话语源流,梳理“近代”中国古学纳入现代新知的种种尝试;第二,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研究,以“再生”为口号主张文学革命,在西方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五四”人文主义多种交锋中,提炼中国人文主义的独特内涵;第三,文艺复兴研究的左翼视角,以“民族复兴”为主线,以世界主义为理想,探寻借助传统文化的“创造和复兴”拓展至中国整体复兴的路径。

“中国文艺复兴”的日本视角:京都学派与五四

"文艺复兴"话语经历了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理论旅行。以内藤湖南为首的日本京都学派,率先比照欧洲文艺复兴提出"宋代近世说",与中国近现代学人相呼应,深刻影响了中日现代学术的建立以及1950年代以来的海外汉学研究。围绕"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建构,中日学人有重合也有分歧。重合在于对宋代文艺复兴的认同,对汉学方法的尊奉,对乐生享美之精神的推崇,认为"平民文化"的崛起推动了"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分歧则在于是否认可"挑战—回应"的史学模式和新旧不两立的双线文学观,以及对于"平民"在中国式民主思想内生脉络中的定位。从中国本位、儒家价值和文化中心出发的"中国文艺复兴"论,揭示出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文学"和"平民主义"上的两歧性,提示在不同国家具体的历史发展变迁中进一步寻绎"现代(性)"的征兆与路径。

瑞士学者王克私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和胡适分别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说,借西学资源阐释中国学术思想。"文艺复兴"概念源自西方,在华西方学者的观察与言说,则提供了中西交流中的另一种视角。瑞士学者王克私将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此展开系统的学术论述,并在燕京大学的教育实践中进行延伸,体现出立足现实的时代意识和学术旨趣。中西学人围绕这一话题的对话与互动,也反映出近代"西史东渐"背景下知识谱系建构中的多元图景。

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中国左翼

以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二元对立的视野诠释“五四”和中国近现代史,具有一定局限性。世界文艺复兴运动从来都是“多个”的。它不仅包括不同国家对现代性道路的多元诠释,也体现了现代转型内部复线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构造。1930年代以后围绕“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论争中,一条被忽视的线索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被理解为“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在此视野下,中国的文艺复兴汲取世界各民族国家特别是俄国的文学经典与革命能量,比照被压迫民族重获新生的道路,再造“青春中国”,并被投射于从“人与世界的发现”到“民族的再生”乃至“世界的再造”过程,由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动能。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左翼运动的重要贡献。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为“互不兼容的规划”因此是值得商榷的理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体现了超越“现代化”,走向“化现代”的努力与实践。

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为纪念文学革命百周年而作

胡适立志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他对"白话利器"的本身意义与功能机制的评述,达到了中国语言史和文学史的空前认识高度。胡适认为,只要抓住"白话"这个新文学运动的总开关,就能创造一流的国语文学和标准化的国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白话的活文学,也复兴了平民文学及科学精神与人文传统。实际上,"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当然,胡适有些见解和判断也有绝对化倾向。

重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观

胡适曾多次表示他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表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体验与看法。胡适喜欢"中国文艺复兴"这个题目的起因来自《新潮》的英文刊名,而它的历史根据主要有三: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是对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复兴,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类同;中西两个文艺复兴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对人类解放要求",反映了个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而中国人的思想或人性的解放,所凭借的强大精神武器应是"赛先生"即科学精神或科学人生观,与"德先生"即德莫克拉西或人文主义所结成的坚固思想同盟。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贡献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他对其历史局限认识不清又是一种遗憾。

李长之“寓通于专”思想与当今高校通识教育改革

21世纪以来,通识教育成为我国高校进行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与美国通识教育思想产生的时间几乎同步,李长之等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通识教育。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思想探索,李长之深刻反思了中国传统“通才教育”与西方现代“专才教育”各自的优劣,最终明确提出了“寓通于专”的教育主张。李长之这一思想对于当今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启示,既有助于人们认识通识教育与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也有助于开拓“寓通于专”的新型通识教育思路,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通识教育与“中国文艺复兴”事业之间的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