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与“中国新诗人”的出场

作为1940年代后期诗歌生态的忠实记录者,《文艺复兴》在战后积极推出了一批"中国新诗人"。其中既包括借《文艺复兴》这个平台,完成在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集体亮相的"九叶派"诗人;也包括以李白凤、史卫斯为代表的,一些在1930年代即已成名的"现代派"诗人。因此回到《文艺复兴》这个历史原点,不仅跳出了现有对于"九叶派"在1940年代的集聚过程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窠臼,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现代主义诗歌如何在1940年代特殊的社会文学环境中,求得一定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生动实例。

“中国新诗派”与《大公报·星期文艺》关系论

天津版《大公报》抗战后创刊的文学副刊《星期文艺》,沈从文、冯至、袁可嘉先后担任了这个副刊的编辑,编辑的权力使得“中国新诗派”的作品得以大量发表,“中国新诗派”由此得以发展壮大。文章在考据查证的基础上,从编辑人员构成、作品登载情况入手,还原这个副刊的历史真相,并提升其诗史地位。

论“中国新诗”派的“新诗现代化”理想兼及袁可嘉的两篇佚文研究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设想,广义地讲,体现在他28篇论文里,除了收进他广为人知的《论新诗现代化》的26篇外,还有本文发现的袁可嘉的两篇新文献:译文《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与《现代英诗的特质》。这两篇文献是全面了解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诗学思想来源的重要根据之一。狭义地说,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思想共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中由西洋诗的精神概括的"诗学背景"、进而提出的七条"理论原则"以及后面五篇"加论与分论"提出的其他内涵。

1947至1948年间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构成及其论争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新诗的诸多作者都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地域流动,新的文艺状貌和阵地在重新构成。其中,1947至1948年间创办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集合了一群所谓"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尽管受到了诸如"七月派"等的猛烈攻击,但这批主要被称为"中国新诗"派的诗人们还是通过创作实绩及袁可嘉等的理论推动,构成了现代主义新诗较为明晰的面貌。在国共内战的关键阶段,其"现代主义话语"于当时政治与艺术的诸多分歧、争论及多有轻率的批评中,一直尝试着确立自身的时代立场,试图提供"民主"的、"多元化"的诗歌声音。

论“中国新诗”派的诗美探索

“中国新诗”派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点上形成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去拥抱和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新的写作方法”,构建和强化诗歌自身的审美品格,坚持“戏剧化”的创作原则和意象化的美学追求,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群。

一份被忽视了的准同仁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论

天津版《大公报》抗战后创刊的的文学副刊《星期文艺》,沈从文、冯至、袁可嘉先后担任了这个副刊的编辑,编辑的权力使得“中国新诗派”的作品得以大量发表,“中国新诗派”由此得以发展壮大。本文在考据查证的基础上,从编辑人员构成、作品登载情况入手,还原这个副刊的历史真相,并提升其诗史地位。

百年新诗元问题重释

“何为中国新诗”是百年新诗的元问题。新诗诞生百年之际，重释这一元问题，是论述、把握新诗百年历史演变规律、艺术成就与创作问题的关键。“中国新诗”的时间向度是1917年至今不断延伸的时间轴，空间是以世界为言说对象的“中国”。这一时空场域，使“中国新诗”具有一种以世界为视野的探索精神，形成了以新旧转型性、现代性和中国实践性为特点的文化气象与本质。白话书写和自由体是“中国新诗”的两大诗学品格，或者曰元诗学。时空意识、文化本质以及诗学品格作为“中国新诗”的三大不可分割的内涵，是判定百年来不同时期不同作者所创作的作品是否属于“中国新诗”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