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溶解无机碳稳定碳同位素示踪技术及其在中国河流碳循环研究中的应用

河流溶解无机碳(DIC)是全球碳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稳定碳同位素(δ^(13)C_(DIC))已被广泛用于辨识流域内碳的来源和迁移转化过程。通过综合现有文献,系统梳理河流δ^(13)C_(DIC)的影响因素和变化机理,论证了该指标能够真实、敏感反映流域环境特征及各种地表过程,可用于重建流域碳循环体系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由于河流碳来源及迁移转化过程的复杂性,关于河流δ^(13)C_(DIC)的影响机理仍有较多细节尚未探明。通过收集和分析中国主要河流的δ^(13)C_(DIC)数据发现,在全国尺度上我国河流δ^(13)C_(DIC)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变化格局,基本反映了我国地质、气候及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特征。青藏高原地区河流δ^(13)C_(DIC)整体上比其他地区明显偏高,关于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未来可将δ^(13)C与放射性碳同位素(Δ^(14)C)联用并加强水体DIC稳定碳同位素分馏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以期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河流DIC同位素示踪理论及其在揭示碳循环过程和机理方面的应用。

亚热带城市湖泊与河流CO_(2)气体通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湖泊、河流等内陆水体是连接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的“长程碳环路”的重要节点,也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_(2))排放源,在调节陆地、海洋间的碳迁移转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自然水体,城市水体因面积小、水深浅且受监测方法限制,水-气界面碳通量经常被忽略。为探讨我国亚热带城市水体温室气体排放特征,本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典型城市水体,包括洋湖、西湖、松雅湖、月湖4个湖泊和湘江长沙段为研究对象,分别于2022年4和10月采用光化学反馈-腔增强吸收光谱法(OF-CEAS)和扩散模型法对水-气界面CO_(2)通量进行对比测定。结果表明,长沙城市湖泊与河流春季为CO_(2)排放源,秋季为吸收汇,河流水-气界面CO_(2)通量呈显著季节差异。河湖之间CO_(2)通量在春季表现为显著差异,秋季差异不显著。CO_(2)通量与水体溶解氧、水体总氮浓度等呈显著正相关。2种方法的CO_(2)通量对比测定在湖泊上显著相关,但对河流而言相关性不显著。研究揭示的城市湖泊与河流CO_(2)气体的排放特征有利于深入探究城市水体碳的迁移转化,可对全面了解全球气候变化过程和河湖湿地温室气体减排和调控提供科学支撑。

巢湖流域“河流-湖泊”系统沉积物中氮、磷赋存特征的研究

巢湖流域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支流的大型流域,形成了典型的“河流-湖泊”系统。采集了巢湖流域中入湖河流及湖泊中表层沉积物,测定了各形态氮、磷含量。结果表明:巢湖流域沉积物中各形态氮依次为有机物与硫化物结合态氮(321.2 mg/kg)>离子交换态氮(191.2 mg/kg)>铁锰氧化态氮(79.6 mg/kg)>碳酸盐结合态氮(43.3 mg/kg),其中季节性变化对离子交换态氮的影响最大;各形态磷依次为铁铝结合态磷(331.3 mg/kg)>钙结合态磷(220.7 mg/kg)>有机磷(186.5 mg/kg),其中季节性变化对铁铝结合态磷的影响最大。综合污染指数评价表明,巢湖流域沉积物中总氮、总磷污染水平分别为轻度、中度。

基于湖泊沉积记录的中国西南地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特征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古气候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国西南地区地貌类型复杂,其气候变化不仅受全球性气候因素驱动,也显著受其他区域性因素的影响,其环境因子更加复杂。在对中国西南地区全新世以来湖泊沉积重建古气候相关研究整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归纳总结了该区百年时间尺度上全新世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全新世以来总体呈现湿润的气候特征,即早期(11.5~8 ka BP)气候从干冷向暖湿转变,中期(8~3.5 ka BP)温暖湿润,晚期(3.5 ka BP至今)气候向减湿方向发展;表明该区具有相对独特的区域性气候特征。同时,本文还对全新世西南地区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

喀斯特湖泊-河流系统溶解性有机质光谱特征

为探索喀斯特湖泊-河流系统溶解性有机质(DOM)光谱特征空间格局,该研究以我国贵州红枫湖、百花湖和老马河为对象,分析了表层水体DOM紫外参数(SUVA_(254)、SUVA_(280)、S_(275—295)、S_(350—400)、S_(R)和E2/E3),利用三维荧光-平行因子(EEM-PARAFAC)解析DOM主要成分,同时基于荧光参数(HIX、FI、BIX和β∶α)揭示其来源信息。该研究运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主成分分析(PCA)方法,揭示DOM参数的内在联系及重要组分贡献。结果显示,红枫湖、百花湖和老马河SUVA_(254)和SUVA_(280)值较低,而E2/E3、S_(275—295)和S_(350—400)值较高,说明芳香类成分占比较少且DOM整体分子量较小。水体DOM主要成分为:红枫湖/百花湖(C1:微生物代谢类腐殖质;C2:可见光范围腐殖质;C3:色氨酸),老马河(C1:色氨酸;C2:富里酸;C3:陆源类腐殖质)。水体BIX范围在0.77—1.12之间,说明生物源和陆源输入共同贡献DOM。红枫湖与百花湖FI值小于1.4,而老马河在1.4—1.9间,说明河流内源DOM贡献率高于湖泊。水体β∶α值范围在0.73—1.10之间,说明新生DOM具有显著贡献。湖泊与河流HIX值低于4,表明水体腐殖化程度低。老马河HIX与S_(R)和S_(275—295)呈正相关(P<0.05)且与FI呈负相关(P<0.05),说明DOM腐殖化程度与分子大小和来源密切联系。芳香类DOM的同质性导致SUVA_(254)和SUVA_(280)相互耦合。研究发现新生DOM多具有生物降解性,表现为BIX和β∶α强相关。相对于激流系统,湖泊具有更多的水力停留时间,这可能进一步促进内源微生物的代谢,导致生物驱动的有机质快速循环,因此不同DOM生物讯号相互耦合。研究阐明了喀斯特湖泊-河流系统DOM成分与来源特征,有望为研究全球碳循环过程提供数据支撑。

近40年来中国湖泊叶绿素a浓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湖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湖泊生态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叶绿素a是评价水体营养状态的重要指标,可以反映湖泊中浮游植物生物量情况。基于Landsat系列数据集,对1986~2022年间中国范围内面积在10 km^(2)以上湖泊叶绿素a浓度分布状况进行研究,并对各区域叶绿素a浓度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湖泊叶绿素a浓度存在地域性空间分布差异。叶绿素a浓度分布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大约69%的湖泊处于轻富营养化程度,中富营养化状态约占17%。以35°N和100°E为分界线,各区域叶绿素a浓度随经纬度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2)近40年间中国湖泊叶绿素a浓度年均值处于缓慢波动上升趋势,时间序列呈现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的变化状态。所有湖泊叶绿素a浓度显著上升的数量占比约为30%,显著下降的占比约为24.8%,变化不显著的约占45.2%。整体变化较为稳定,变异系数处于中等波动水平以下,波动较大的区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地区。(3)各流域内湖泊叶绿素a浓度时空分异特征表现为:空间分布上,内陆流域和西南流域普遍较低,珠江流域和东南流域较高。时间变化上,除了西南流域和内陆流域的湖泊叶绿素a浓度呈现下降趋势外,其他流域均为上升趋势。中国湖泊叶绿素a浓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和时间变化趋势,这主要归因于地区气候、水文条件、土地利用以及人类活动变化等因素。受温暖湿润气候和较强人类活动的影响,东南部地区的湖泊叶绿素a浓度相对较高。西北部地区气温偏低,降水较少,湖泊叶绿素a浓度普遍较低。近40年的时间尺度上,受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影响,中国整体湖泊叶绿素a浓度呈缓慢上升趋势。

中国广西、云南、贵州及东盟十国河流、湖库面域矢量及其覆盖率数据集

径流是水循环中的重要过程,流域中河流的分布信息对该区域的水资源、生态、环境及其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广西、云南、贵州和东盟十国属于多云雨、山地特点突出的区域,对比已有的河流面域数据产品,发现对该区域的河流信息表征不足。为获得更为精确的河流分布数据,满足水资源及生态环境评估,本文采用欧亚大陆河流矢量数据(2010)及欧空局(ESA)全球土地分类数据(2020)陆表水体产品,通过融合形成综合河流矢量数据,再采用膨胀和收缩缓冲分析方法,解决河流不连续问题,并制作了中国广西、云南、贵州及东盟十国河流面域矢量数据。通过对ESA土地分类数据的进一步处理,获得了同区域的湖泊面域矢量数据。最终,本文计算了河流和湖泊的覆盖率,并生成1 km格网的河流和湖库覆盖率数据集。与Hydro RIVERS数据集,以及4种水体遥感数据集(Global Surface water,Esri Land Cover,Dynamic World V1,GRWL)的对比结果显示,本数据集在研究区对河流水系的表征能力更强,比原始输入数据集具有更丰富的细节,表现为:本数据集填补了欧亚大陆河流矢量数据(2010)中缺少的山区支流部分,解决了河流不连续、缺失等问题。本数据集为我国广西、云南、贵州及东盟十国的水体提取提供基础的先验数据,在洪水预报、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可服务于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农业灌溉、能源等社会经济活动。

融入绿色发展观的“中国的河流”主题单元学习设计

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出发,本文明确了地理教育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可期可为。以“中国的河流”为例,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组织、课程评价视角探索融入绿色发展观的主题单元学习五大应“变”,并提炼出教学评一体化导向、时事设疑导学、问题探究导因与地理实践导航四大实施要领,从而实现由“教学”到“育人”的转变,以期为新一轮课程综合改革提供参考。

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黄河崭新篇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生态环境部系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流域高质量发展。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越跨境河流污染协同治理法治化路径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是解决中国与越南跨境河流污染治理问题的基本理念。中越边境跨境河流所具备的流动性将沿岸的经济与环境安全紧密联结,通过区域间合作实现流域内污染问题的高效解决迫在眉睫。然而,中越双方在跨境河流污染问题治理上存在共同管理磋商机制缺位、法律性合作文件缺少、立法标准不统一、协同治理效能较低等问题,中越两国应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宏观维度上,构成中越跨境河流全方位多层合作框架;在微观维度上,构建中越跨境河流污染治理“联动联控”机制,进一步推动构建中越两国跨境河流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打造区域间协同治理合作的国际典范。

中国北方部分地区黄土、沙漠沙、湖泊、河流细粒沉积物粒度多组分分布特征研究

通过对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黄土、沙漠沙、湖泊、河流细粒沉积物的粒度多组分分布特征系统研究后总结了其粒度分布特征及组分间差异,并提出了风成、水成沉积物成因类型的判别依据。认为:1)细粒沉积物粒度一般由多个组分叠加构成,表现为多组分粒度分布特征。2)黄土粉尘粒径以<70μm的悬浮颗粒为主,粒度由粗、中、细三个组分构成。粗粒组分含量最高,其中值粒径与源区距离呈负相关,中粒组分百分含量与源区距离呈正相关。3)沙漠沙粒度由一个极其明显的粗粒跳跃组分构成,中值粒径一般位于100～300μm,分选性极好。4)湖泊沉积物粒度分布最多可有6个组分(中值粒径:<1μm,2～10μm,10～70μm,70～150μm,150～700μm,>700μm),前4个组分属悬浮组分,⑤为跳跃组分,⑥为滚动组分,分选性差。5)河流沉积物粒度分布曲线较复杂,其分布特征蕴含了水动力强弱信息。6)沙漠沙→黄土与河流沙→湖泊沉积物其优势组分的粒径均逐渐变细,但水成相对应组分比风成组分粒径要粗。

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测度评价、区域分异与推进方略——基于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的比较研究

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战略地位。通过测度分析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领先于黄河流域,但2017年以来城市现代化建设加速,在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引领下两大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趋于收敛。两大流域城市现代化发展均呈反向梯级特征,提升上中游城市发展质量能够弥补现代建设的短板。黄河流域省会城市首位度较高,需强化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更为突出,关键在于推进沿江东中西部城市协调发展。从分维度来看,两大流域均需着力提升生活方式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相较于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仍需加强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两大流域可以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双富裕型流域经济以及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系统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探索——“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22次专题研讨会综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治理黄河历来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之大事。2022年11月,“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们从生态保护、产业布局和城市体系等方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研判,并从加强生态保护、抓住机遇、加快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及协同联动等方面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故事的在场与一代人的历史确证--论鲁敏小说《金色河流》

在《金色河流》中,鲁敏以魄大气象通过财富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完成了从人性探究到现实书写的美学转向,实现了对当代中国大时代故事的在场书写。《金色河流》标志着以鲁敏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同代人与在场者开始以文学来处理时代大问题,并谋求在历史与时代之中确证自己,这既是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是重大的精神事件,更是文学经典化的必经之旅。

黄河流域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继2021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后,我国又在2023年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下称《黄河保护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式步入法治化轨道。从法律的角度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既是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要按照“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要求,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着力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切实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协调发展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探究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耦合机理,对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耦合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5-2021年内蒙古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空间分异明显。新型城镇化水平由2005年的0.26提升到2021年的0.69,生态安全水平由2005年的0.26提高到2021年的0.57,公共健康水平在2021年达到0.64;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与公共健康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由2005年的0.22上升到2021年的0.62,表现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其余盟市较低的空间格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均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是制约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年均障碍度分别为17.32%、8.74%、7.33%。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促进内蒙古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旨在为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和指导。

长江源区典型河流及湖泊丰水期底栖动物群落格局与驱动因子分析

长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对气候变化敏感,存在河流径流增加、湖泊扩张淡化的趋势,研究该区域的水生生物有助于理解气候变化对该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该研究于2017年夏季对长江西源沱沱河、南源当曲以及周围5个典型湖泊(班德湖、雅西措、玛章错钦、格勒措、昂错钦)的底栖动物群落开展调查。湖泊水体盐度为0.96‰~14.72‰,pH为8.89~9.63。结果表明,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25种,隶属于5纲7目10科。河流的底栖动物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36个/m^(2)和0.22 g/m^(2),优势种为恩非摇蚊属;湖泊的底栖动物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674个/m^(2)和5.35 g/m^(2),优势种为直突摇蚊属,83.33%的物种为单一湖泊特有。蒙特卡罗置换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的水体环境变量主要包括碱度、总悬浮性固体、浊度、pH、总溶解性固体、盐度和叶绿素a。典范对应分析排序图显示,在长江源区的湖泊水体中,底栖动物较多分布在酸碱度相对低、清澈程度高、盐度低、叶绿素高的环境中。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背景下,河流径流增加可能导致水体浑浊程度升高,进而可能会降低长江源区底栖动物群落的丰富度。今后在对长江源区的底栖动物开展研究时,应更多地关注长期的生态监测与评估以及底栖动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方面。

河流伦理的三个维度:理论渊源、文化积淀与历史实践

河流伦理虽是针对当下的河流问题提出的,但应把其放在历史的脉络、逻辑中加以理解及建构,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实践等三个维度加强建构。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河流伦理的逻辑关联,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河流伦理的理论基础;深入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晶,丰富河流伦理的文化蕴含与中国智慧;充分、系统地总结、汲取历史上的水利经验和教训,既是构建河流伦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又有助于为具体的实践提供历史镜鉴。如此,才能把河流伦理做实、做厚、做通,做成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为促进人类认知观念的转变、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贡献力量。

从《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看黄河流域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中,红色文化作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黄河流域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如何有效开发和保护这些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参阅由许青云、易宏军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黄河流域红色文化》一书,深入探究黄河流域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黄河流域红色文化》以深邃的笔触和细腻的描绘,全面展示了黄河流域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作者通过对黄河流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和整理,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该书还深入剖析了黄河流域红色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宽刈幅卫星测高监测内陆湖泊水位与河流流量研究

地表水对生命至关重要,水位监测有助于地表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有助于促进对环境、气候和天气的理解。卫星测高获取了海量水面高度数据,促进了海洋学、水文学和大地测量学的研究进展。然而现有卫星测高任务仅能对星下点进行观测,需在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之间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