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维恺到德里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阿里夫·德里克是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德里克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了费维恺译介的中国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影响。在对费维恺等老一辈的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德里克格外重视以"资本主义萌芽"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西方中国研究的意义,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对西方"中国经济停滞论"的有力回应。德里克同时也认为,在中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扬弃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再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研究的史学意义——与杨师群先生再商榷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萌芽及萌芽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依据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所具有的国际影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理基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史学方法等方面体现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史学意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理论基础辨析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基于新的历史观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作的宏观考察和理论概括,这样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方面反应得最为明显。20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汇聚点,也是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以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在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树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在已有的研究与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各种观点的学术来源及背景、其表述方式和系统、基本宗旨和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实事求是地总结成就和教训。为此,本期刊发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希望能够阐明历史学研究中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的意义、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促进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建设。

侯外庐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侯外庐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内涵、特征及其与启蒙思潮的关系。他将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崛起等作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及动因;他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思潮研究结合、中西对比等重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侯外庐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并对当前的明清社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参考意义。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部曾经孕育并且已经萌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萌芽是一回事,能否茁壮成长则是另外一回事。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不一定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茅的地方,也不一定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比如: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意大利北部、地中海沿岸手工业商业比较发展的城市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随着后来新航路的开辟,这里的萌芽就夭折了。意大利这块最早发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超过半个世纪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 ,其积极意义是大大促进和开拓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其消极意义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以及根据某些经典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斧削和牵强附会的论证。主要从 195 0年代展开的这场大辩论 ,一开始就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即绕过大前提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直接讨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基本的概念和理论都没有搞清楚 ,结果出现五花八门的“萌芽论” ,有的结论在时间上竟然相差两千多年。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学术史的反思很有必要 ,也很有意义。其中 ,从中西对比的角度来探讨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尤其应该引起重视 ,因为我们至今仍被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所困扰。

中国道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克服“崇西”、“效西”、“乞西”、“恐西”的意识。为此需要科学地进行中西比较 ,在占有翔实材料的基础上 ,运用科学的方法论 ,系统地、历史地分析中西差距 ,辩证地研究各自存在的问题和特点 ,把握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揭示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吕振羽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上的重大贡献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初期就已提出。而在建国后得以广泛深入开展讨论,并获得重大进展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建国以来。

“求是”还是“求利”:学术资本主义语境下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学术研究中"求是"与"求利"的冲突日益凸显,二者的融合需要一定的条件。中国大学由于这些条件的缺失,使得学术资本主义与泛化的行政权力形成一种共振,造成大学畸形地向"权力"和"市场"端发展,而日益远离传统的"学术",进而导致学术研究一边倒地偏向"求利"的局面。要扭转这一趋势,需要国家、学校和教师的共同努力。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作了大量研究,其特点主要呈现为: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后,一些学者对郑成功研究拓宽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军事角度出发,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断想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但至今聚讼纷纭 ,莫衷一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比欧洲晚 ,但始终未能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及“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所形成的强固制约因素 ,再加上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文化问题

近年在学术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

中国近代化的酝酿——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向西方学习”

中国近代化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中国近代化此前历经两个酝酿阶段:一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缓慢发展;二是鸦片战争前后"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萌发与实践。这两个阶段中国社会明显表现出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趋势,然因种种原因这种趋势在当时未能产生太大影响,不过却成为后来中国近代化正式启动的重要历史背景。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两议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探索,我国史学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当然,即使是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还远未达到尽头。本文提出了两个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问题,并且认为弄清这两个问题,将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有助于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萌芽状态的或最初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三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讨论至今,几十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繁荣中国史学作出了贡献。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非尽善尽美。为了使研究工作臻于完善,对工作本身的总结是必要的。基于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历程的一定了解,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现将思考的心得写出来,就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朋友。

傅衣凌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的成就

我国当代著名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三个年头了,他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非常丰富。为了纪念这位史学大师,我仅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谈他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及其对自己的启示和影响,以此略表对他的深切怀念 和崇敬之情。 傅衣凌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党员,又是我的老师邓拓先生中学时 代的同窗好友,所以自五十年代开始直到他逝世前的三十余年中,使我有幸与他接触交往和 聆听他在历史研究所所作的多次学术报告。因此,我一生除就业于徐中舒先生和邓拓先生之外,在研究工作中,受惠于傅衣凌先生尤多,他是我最尊敬的良师益友。

关注初始条件差异与史学研究的新视野——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为例

当代中国史学界,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某种理论体系下对历史进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史学界的影响。如何借鉴国外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理论、概念或方法甚至是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解决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如何注意借用的理论、模式等与所研究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着理论的适应性问题,不仅是每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注意的问题,也是史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探讨来说,它也是必须注意的。关注史学研究中的初始条件差异,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