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与应对

皖南事变是国共关系的分水岭。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针。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方面发出《中央提示案》后,中共中央认为政治形势已有向好的方面转变的开端,要求全党把推动国民党实行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政策作为实现时局好转的任务。10月19日,何白“皓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有对日投降的可能,因此表面上取缓和态度,一面表示服从国方“皓电”内容,以尽可能地拖延“剿共”战争爆发和国共破裂的到来。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伪政权后,中共中央转而一面争取皖南新四军北渡,一面借机把反共高潮压下去。“一·一七命令”之后,对时局判断又急转直下,决定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或以全面破裂对付全面破裂。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蒋矛盾一时激化的时机,继续实行政治攻势和军事守势,推动国共关系的暂时缓和。

一九四〇年国共军事关系的多重互动

1940年国共两军磨擦不断,局部地区甚至升级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但“缓和”仍是双方决策层互动的主题。不仅中共制定以“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战”为中心的新统战方针,国民党也通过“中央提示案”出台缓和磨擦新思路,两党军事关系在夏秋之际更是呈现良性互动局面。惟本年发生于华中的中下层局部冲突,经半塔集、郭村、黄桥诸战,渐次破位,波动全局。后国民党发出“皓电”并以实力逼迫中共军队限期北撤,成为影响彼此关系的关键动因。最终曹甸战役使华中两军在中下层累积的紧张、猜疑与敌意空前加剧,严重冲击高层在战略层面努力构建的军事平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