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是考察晚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两个基本维度,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重要角色。美国传教士卢公明所编撰的《英华萃林韵府》这一工具书,汇合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和特征,拓展了"中学西传"的内涵,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概况。

法国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

从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双边关系考察，就会发现法国与中国一直就有一种亲近和紧密的独特关系。与其它国家相比，法国人民和他们的政治家总是更能理解中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更深厚的情感。2007年总统竞选中以“与传统决裂”为竞选口号的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并没有与中法友好这一传统决裂。

浅析“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认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曾大规模全方位地传入到中国,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源源不断地传入西方,并同样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就"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产生原因、具体表现及特点进行了初步探究.

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

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两个双向互动的侧面。中国古代以中学西传为主，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代以来以西学东渐为主，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轨，西学东渐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基本脉络。现在，随着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复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重又受到世界的青睐和关注。西学、中学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它们有着自己不同的特色，而不应有贵贱之分，都值得全人类用拿来主义的态度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利玛窦从这里开始他的中国之旅:澳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重要通道

“—切事件,即使是后来获得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之微不足道,以致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马泰奥.里奇)多年后写下这段话时,已是全中国知名的泰西儒士,和30年前那个未被授予神职,也没有系统学过任何神学课程,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坐上圣路易斯号大帆船从葡萄牙里斯本港出发的年轻耶稣会士马泰奥·里奇判若两人。

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传”

在我看来,＂西学东渐＂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历史。我们今天需要谈论如何＂东学西渐＂或者说＂中学西传＂的问题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从此不要再看西方人写的东西了,而是说＂西学东渐＂这个概念是指中西文化相对关系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即不是一种双向交流,而是一种单向传播,这作为历史的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曾一度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壬寅、癸卯、壬子癸丑等一系列学制中有关实业教育章程的出台,既标明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先声,同时也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并且,由"西学东渐"而导致的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孕育和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清季外交官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及其影响

19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遣使驻外制度的实施而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外交官群体,在驻在国频繁参加公共活动,演讲、展示和介绍中国;发表、出版大量著述,系统宣扬中国学术与文化;尽力结交当地官方与民间人士,传播中国古典文艺与经典。这些文化传播活动使域外民众拓宽、加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内容,直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引起当地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赞誉,对域外一定程度上破除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产生相当积极的作用。清季外交官群体之能在"中学西传"活动中有所作为、成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官方力量,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恒久影响力,外交官群体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中西兼具的良好教育背景,也为他们有效开展"中学西传"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学西传”背景下《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的选译

《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译述的《本草纲目》开辟了中医药文化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先河。在“中学西传”背景下,译者以宗教和科学交流为出发点,采取删减、改写、增添文本内容的翻译策略,展现了明清时期中医药文化在西方传播的最初面貌,还原该译本的译介过程对当前中医“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楚辞》英译与中学西传

《楚辞》是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英译是融合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为一体的跨时空对话活动。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势下,尤其需要学贯中西、译研并举的中国译者的主动译介。译者应注意保持译文的异域风味与流畅可读性的统一,采用化深为浅、韵律变换、译注兼顾等方法再现原文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情致。《楚辞》英译作为中国典籍英译的缩影,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具有进一步推介中国学术、客观诠释中国形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深远意义。

论民国时期的中学西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的"中学热",促进了二三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不仅以儒家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典、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古典诗文、中国古典戏曲被大量地翻译、介绍到西方,而且还出版了一大批西方汉学家研究、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语言、文字、艺术、地理等方面的著作及有关资料集。从抗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学的西传不仅没有因战争的影响而中断,相反,由于有关方面的重视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但与以前西传的内容有所不同,这一时期西传的主要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的文艺家们在战火中创作的抗战文艺作品。

“中学西传”的先行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陈季同研究述评与思考

梳理和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陈季同研究的论著,重点分析了学界对陈季同的相关研究,认为在19世纪中西方语言沟通处于形成期的“过程中”,陈季同对中西文化的互通及中国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就陈季同研究的若干可能的拓展空间提出思考,以期探索对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借鉴意义。

“中学西传”先驱利玛窦的人文主义思想新探

利玛窦作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其自身所具备的人文主义思想元素在西学东传和中学西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耶稣会传教士身份则反而被其人文主义思想所遮掩,所以利玛窦更多地体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功能而并非传教士的角色。

中学西传的杰作——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与文化在地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轴,但1930年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访美则是“中学西传”的一大成功案例,占得了中国京剧文化走向美国社会的先机,是一次“文化在地化”的重大实践。京剧文化在地化需要具备知己知彼的能力、保护和改良京剧的能力、获得美国戏剧专家认同的能力。梅兰芳和他的团队如何理性认知京剧的优劣、如何全面了解美国文化和观众的偏好、如何改良中国京剧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美国戏剧界如何评价梅兰芳的表演、如何解释梅兰芳京剧对美国戏剧文化的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近百年前梅兰芳访美的成功,表明文化在地化需要坚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复兴和复古传统京剧是一种唤醒意义的“道返”和“追忆”,中美文化交流需要遵循“对等适度”的双向改良,而文化在地化过程的“顿挫”现象属于常态。理性分析百年前中美戏剧的民间交流、寻求当下中美文化交流的新途径,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学西传:典籍翻译研究开新篇(2013—2018)》编辑出版侧记

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学术转向逐渐成为时代主旋律,典籍翻译及其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受到空前关注,并得以蓬勃发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典籍翻译研究"专栏的创办出于对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前瞻性思考,而图书《中学西传:典籍翻译研究开新篇(2013—2018)》的出版则是典籍翻译与传播领域中青年优秀学者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专栏建设五年来精品作品的缩影。文集的出版也引发了对典籍翻译研究及栏目发文定位与研究取向的进一步思考:既要明确栏目建设中"典籍翻译"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又要处理好典籍翻译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的内在关联和侧重。

“中学西传”的重要使者——利玛窦

明朝后期,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将欧洲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制度、风俗人情等,并把它较全面、准确地介绍到欧洲,使"中学西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与海外传播——评《“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以英语世界为中心》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的价值日益凸显,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小说作为一种真实生活和风俗世态的再现,成为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窗口。对外译著作为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通常肩负着对外展现本国文化的重要使命。明清时期,西方人通过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来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和中国的风俗世态,小说的译本成为“镜面的投射物”。由于受到观察者视角、外在环境、媒介质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投射出的镜像难免与实物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从神话典籍《山海经》看中学西传的坎坷路

论述西方学者对神话典籍《山海经》的研究从最初的地理专著角度转变为神话学巨著的视角,态度也经历了从怀疑、鄙视甚至排斥到关注、研究进而大力翻译宣传的转变。传教士和汉学家对《山海经》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中学西传的坎坷。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解读《山海经》的西传历程,评析《山海经》的西传之路,探析其面临的问题,并为中国神话典籍西传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