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研究

采用2005—2018年长三角41个地级市数据,基于“中心—外围”理论,选取空间误差模型,探究信息服务业在长三角中心城市的集聚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主中心城市上海信息服务业的集聚对长三角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长三角三个副中心城市中,南京、杭州信息服务业集聚均促进了本地外围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合肥市信息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长三角外围城市之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外部性。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企业大型化是中国现阶段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心—外围”的视角

文章首先指明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面临着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而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产能的重组与淘汰——企业的大型化,强中心—弱外围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显著的产业特征;其次,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运用经济学上"中心—外围"理论详细论证了大型化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再次,从八个层面阐述大型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后得出结论,在现阶段,国家应该推行把"大型化"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战略方向之一,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长三角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实证检验了到中心城市的距离对长三角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到南京和杭州两个次中心城市的距离对长三角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显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的"∽"型规律,但到上海的距离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并不存在这一规律。这表明,省会在塑造城市体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打破省际边界分割是优化区域城市体系的关键。

“中心—亚中心—外围”区域发展格局:宏观战略与微观诉求的空间联结

宏观层面的发展规律与国家战略、微观层面的人口流向选择,共同为在全国构建“中心—亚中心—外围”区域发展格局提供了可行性的证据,这种区域格局有助于国家战略与人民美好生活诉求在空间上有机联结,促进全国实现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中心—亚中心—外围”区域发展格局,应巩固提升沿海的集聚“中心”地位,培育壮大内陆地区的集聚“亚中心”,在分层集聚中推进兼顾平衡与充分的区域协调发展。

“中心—外围”理论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以四川省攀西地区为例

中心—外围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重要的分析框架。本文将生态文明理念引入传统的中心—外围分析框架,以此分析四川省攀西中心与外围地区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结构特征。在探讨了中心市域与外围县域、主要与次级中心、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人口聚集与生态环境几对基本关系后,提出了针对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几条思路与对策,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优化产业结构聚集人口;融合生态文明理念,走绿色可持续城镇化道路;加强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地区综合竞争水平;加大对外围县域的支持力度,实现地区共同发展。

河南构建区域蜂巢型“中心—外围”产业格局研究

区域蜂巢型"中心—外围"产业格局是在"中心—外围"理论与"蜂巢型结构"产业形态模型有机整合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区域性产业布局模式和形态。构建区域蜂巢型"中心—外围"产业格局是河南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当前,郑州、洛阳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外围城市的配套作用日益突出,中心与外围的产业联系日益密切,为河南构建区域蜂巢型"中心—外围"产业格局奠定了良好基础。推动河南加快形成区域蜂巢型"中心—外围"产业格局应进一步明确产业布局的政策导向,遵循一定的布局原则,强化外围区域的功能与作用,密切中心与外围区域的产业关联等。

经济联系对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非线性空间效应——基于“中心—外围”城市视角

基于“中心—外围”城市视角,选取2006—2019年我国中部六省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经济联系对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非线性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中心—外围”城市经济联系总体呈上行趋势,但受到行政区划的阻碍。(2)“中心—外围”城市经济联系对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倒U型”影响,且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3)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4)“中心—外围”城市经济联系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倒U型”空间直接效应和“正U型”空间溢出效应,而空间总效应呈现“正U型”特征。(5)当前“中心—外围”城市经济联系已越过空间直接效应关系曲线的拐点,但仍处于空间总效应关系曲线的左半段。因此,中部地区要持续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推动空间直接效应由“倒U型”向“N型”转变,促进城市经济联系快速越过“正U型”空间总效应关系曲线的拐点。

“中心—外围”视角下城市碳排放转移的经济脱碳效应——基于长三角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所导致的市域内碳排放转移可能对经济脱碳产生深刻影响。采用2006—2017年我国长三角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研究城市“中心—外围”碳排放转移的经济脱碳效应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从城市中心向外围转移的过程具有经济脱碳效应,尤其是向半外围区域转移的脱碳效应最为明显,且这一效应对经济脱碳水平较低或较高城市更加强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加快产业升级能够强化碳排放转移的经济脱碳效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调节作用主要来自效率变动而非技术进步。碳排放转移的经济脱碳效应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业升级的有利调节作用在长三角城市具有异质性,主要存在于二线和三线城市、沿江滨海城市以及行业碳排放结构较为清洁的城市。研究结论从空间结构视角揭示碳排放转移与经济脱碳的关系,为政府有针对性地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最大程度地发挥碳排放转移的经济脱碳效应提供参考。

世界经济“半外围区”的金融脆弱性——以两次金融危机中的韩国为例

1997年和2008年,韩国两次遭遇严重的金融动荡,且韩国经济在这两次金融动荡中的演进轨迹具有颇多相似之处。这说明外生的结构性因素在制约着韩国宏观经济的变迁。其实,这个外生结构性因素,就是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结合在一起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韩国在这一结构中所处的"半外围区"的位置,正是韩国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所在。从"中心—外围"结构的视角分析韩国的金融脆弱性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半外围区"金融运作的普遍特点。而分析韩国的金融脆弱性,对中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长江经济带局部城市收缩、发展分异与空间作用机理探讨

局部城市收缩对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影响。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甄别长江经济带收缩城市,并分析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发展分异,进一步地基于“中心—外围”范式,利用交通时长数据,探讨不同区位城市收缩的空间作用机理,其结论显示:(1)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有51个收缩城市,其中26个延续了自2000年以来的人口负增长趋势;(2)收缩城市在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等方面,与非收缩城市出现系统性差异,伴随人口选择性流失,长江经济带局部城市收缩可能形成了除东中西和城乡以外的另一种区域差距的类型,即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发展分异;(3)与中心城市的相对区位非线性地影响城市规模:与中心城市的最短交通时间小于50分钟的城市,倾向于实现人口正增长,大于50分钟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呈非线性变化,更容易出现城市收缩。基于上述结论,有关方面应当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加强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交通路网建设,引导长江经济带收缩城市合理地“瘦身健体”,从而推进长江经济带整体可持续发展。

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企业空间分布研究

本文聚焦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结合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的作用机理,围绕园区内1000多家企业以及几十栋重点楼宇的相关数据建立数据库,基于ArcGIS软件结合克里金插值法,运用核密度估计(KDE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网络中心度等模型,对企业的空间分布进行描述,表征企业在园区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验证企业的空间集聚是否能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产业生态,分析其促进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用。本项目研究将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产业园区发展经营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撑,为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也以实际案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心—外围”模型理论地内涵。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前瞻

通过发挥自身的组合优势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经济实现了30年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本轮全球化中形成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体系和中美经济的互补性难以持续,我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依靠凯恩斯主义来维系,同时新动能正在孕育并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和加快投资,而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消费的扩大和升级与技术的创新和渗透应当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就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传统服务业而言,既存在实体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也存在虚拟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产业升级与金融深化的双重任务需要在良性互动中协调并进。作为政府主导型特征鲜明的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须依托于政府转型,既要培育新动力又要减少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储蓄不足、全球失衡与“中心—外围”模式

在过去四十年中,全球发生的是储蓄率的持续下降而不是所谓的"全球储蓄过剩",因此不应该将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地归咎于高储蓄率国家。本文聚焦于决定全球宏观经济动态的两类国家:储蓄率持续下降的高收入国家和储蓄率持续上升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基于两类国家和全球人口结构变化的两个典型事实,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国交叠世代模型,以分析全球储蓄率下降以及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失衡的机制。基于此模型的计量检验表明,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并非对等的经济体,前者的储蓄行为决定了全球的储蓄率变动,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幼儿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前者的储蓄率下降提供了条件。两类国家储蓄行为的非对等性是全球化时代新的"中心—外围"模式的反映。此次危机正是作为中心的高收入国家"过度特权"和其"特权"不可持续的结果。走出危机之路看来只能是高收入国家提高储蓄率,但是这个过程肯定很痛苦,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是高度不确定的。

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呈现出以下发展方向:"中心—外围"架构的金融体系短期内难以改变,长期美元地位是否下降取决于美国未来技术的领先水平;"头脑—肢体"的国际分工体系可能因碳关税在国际间的推行而深刻改变;两极增长体系可能因美国纠正"过度消费"而失去内在动力。面对世界经济这种发展潮流,中国应加大技术投入,提高产业化水平,促成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

美元霸权下的“中心—外围”博弈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者所论述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者所论述的＂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实现压迫、剥削其他国家＂的情形不一样不一样,进入牙买加体系后,受到美元霸权的影响,＂中心—外围＂博弈纳什均衡发生了变化。文章运用博弈模型解释美国如何在与新兴经济体的博弈中博弈模型解释美国如何在与新兴经济体的博弈中,在大幅增加美元供给的情况下实现＂资本输出＂向＂＂资本输入＂角色的转换以及由此形成的＂金融国家对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对中国的影响。建议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改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股独大＂的局面,遏制美元霸权对外围国家的金融扼制金融扼制;主动推进＂世界加工工厂＂向＂世界制造工厂＂的升级;把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纳入宏观审慎管理重点来应对管理重点来应对。

沿江城市跨江发展的经济学机理

跨江发展是拓展城市空间,加快城市发展的明智选择。随着跨江通道建设成本显著降低,沿江城市跨江发展已经成为主要趋势。沿江城市跨江发展不仅有利于城市环境改善,而且提高城市经济效应。从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增加市域经济联系强度,减少居民支出等角度探索城市跨江发展合理性。我们可以借用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探索城市跨江发展机理,从中可以发现伴随中心地区拥塞成本和工资提高,沿江城市中心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对岸欠发达地区转移,并牵引城市跨江发展。

太原都市圈人口与产业空间集聚演化与匹配性研究

都市圈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其人口与产业的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高质量运行的保障。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建立人口与产业非协同集聚演化的理论框架,阐明人口产业集聚的三阶段及其影响因素。选取2008—2017年太原都市圈28个市、县(区)数据,构建人口与产业不一致指数的动态面板模型,科学测度太原都市圈人口与产业非协同集聚现状,刻画人口与产业不匹配程度及变化趋势,深入剖析各类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统筹人口发展与产业发展战略,依托产业融合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引进和培育新兴产业,依托第三产业带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减少区域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和壁垒是太原都市圈人口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必然路径。

通商口岸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以云南为例

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了“中心”,其他国家和地区沦落为“外围”;随着通商口岸开辟,通商口岸成了“中心”,周边其他地区成为“外围”。正确认识这两个层面的“中心”与“外围”关系,是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钥匙。云南边境线占全国陆地边境的1/5,通商口岸与云南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定程度是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缩影。自1889年开始,云南边境的三个城市蒙自、思茅、腾越相继开埠通商,成为约开口岸。自此,云南开始卷入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三口岸通商,主观上是西方列强出于掠夺原材料和占领产品倾销市场的需要,客观上带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通商口岸设立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近代经济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后天发展环境的限制,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始终是有限发展,难以顺利实现近代化转型。

经济集聚、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分析

利用全国23个省266个地级市2005-2017年面板数据,以省域为单元,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经济集聚对“中心-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本地经济集聚对中心-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存在“倒U型”关系;空间溢出效应对“中心-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存在“正U型”关系;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总效应呈现出“正U型”关系,经济集聚总效应对“中心-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呈现出先减少后扩大的趋势。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经济集聚总效应对“中心-外围”区域经济差异都呈现出“正U型”关系;西部地区经济集聚总效应不存在“U型”关系,经济集聚扩大了“中心-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呈现出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