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边缘”理论视域下“双一流”与非“双一流”高校建设路径探析

文章探讨了“中心—边缘”理论视域下“双一流”与非“双一流”高校的角色地位、面临的问题以及建设路径。“双一流”高校应当着力于优势学科,增强学科实力,力争建设成世界一流水平。非“双一流”高校应当保持战略定力,稳步前进;同时立足自身,着眼于“特色重点学科”建设,凸显核心竞争力。“双一流”高校要加强对非“双一流”高校的对口支援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应当推进省域范围的“一流”高校建设,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创造多中心、网格化、紧密联系、互相依赖的良好发展格局。

“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理解人类思维的新视角

"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显性地存在于国际关系、区域发展、复杂系统、人际交往和组织管理等具体的现实层面,同时也以一种思维或心智模式隐形地存在于现代人的大脑之中。本文一方面是对人类思维中的"中心—边缘"模式的考察,另一方面也是将"中心—边缘"视角运用于相关分析的一次有益尝试。从自我出发所延伸出的"中心—边缘"思维可以分为"人—自然"和"人—人"两种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与文化人类学分别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总的来看,这些思想认识的发展都经历了从"中心—边缘"定型向去中心化的演变。解构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也为我们思考如何破解这一不平等结构提供了思想源泉,但是,像德里达那样过分强调对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进行颠覆的破解之道却有待商榷,在强调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同时,我们需要"理解"和"谅解"作为补充,去寻求"和平共存"而非"互相毁灭"之路。

“中心—边缘”型组织结构:视角转换后的官僚制及其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传统观念中的官僚制被视为一种僵化的组织结构,这大大地限制了人们对其的全面认知。理解问题的视角不同则其结果也会不同,"中心—边缘"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解视角,让传统的官僚制具有一定的弹性与扩张性,与此同时,也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构建起了一个相互联系与连接的平台,为组织机构的有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组织结构形态对政府机构改革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心—边缘”: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模式及其优化

当前,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治理问题又是其中关键所在。自“十一五”启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来,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治理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心—边缘”模式,并通过以城带乡有力改善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状况。但这种“中心—边缘”模式同样面临着以城市文化强势下乡与乡土文化被动适应为特征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失衡问题,减损了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效能。对此,应探索特色入主流、文化下乡与进城协同等融合治理路径,提高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效能,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从“中心—边缘”分析框架理解传统东亚和现代西方

“中心-边缘”框架是解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视角。尽管传统东亚秩序已经走入历史,但不能就此割裂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与现代国际秩序的联系。1648年以来,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出现。然而,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所提倡的主权国家平等并未真正落实。用传统东亚的“中心-边缘”分析框架透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可以发现,二者框架相类似,但表现有所不同。同样是作为中心的国家,中国不干涉内政、坚持“和为贵”的外交传统仍在影响着中国对外关系实践。中国并不谋求地区领导地位,也不做现有秩序的挑战者,而是始终秉承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各国合作共赢。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由于其自身的国际关系实践和战略选择,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日益弱化。历史不容割裂,对于传统东亚世界的遗产应当辩证继承。

“中心—边缘”结构视角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本文首先对"中心—边缘"结构视角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的主要成绩为:逐步实现交通一体化;区域信用合作成绩斐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等。其次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区域环境问题严峻;空间发展存在问题;产业升级亟需完成。最后,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若干发展对策与建议:建立健全统一的区域环境共治机制;解决好协同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问题;京津冀应切实做好产业升级工作。

“中心—邊緣”的“天下”格局與巴蜀早期的對外關係

早期巴蜀地區與中原地區存在於'中心—邊緣'的'天下'格局之内,兩者之間的關係涉及自然地理、族群及政治、文化等社會層面。巴蜀與中原世界的接觸,一方面是巴蜀地域特徵凸顯、地域形象被外界認知和建構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衝突或融合的過程。戰國中期以後,由於國家間疆域的拓展、'天下'觀念的强化以及中原王朝政治秩序的延伸,巴蜀地區的'邊僻'色彩逐漸減弱,深度融入華夏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基石的撬动和框架的旋转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政治底蕴,是新中国之中国道路、中国旗帜、中国力量的政治总结和政治表达。国际政治传播是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即传播主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使用先进的传播技术,通过国际政治传播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发达”“中心”“帝国”“霸权”与“落后”“边缘”“殖民”二者所构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强—弱”关系、“主—从”关系、“传—受”关系、“说—听”关系横亘和盘桓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现在,这种框架的不合理性愈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厚重而根本的政治底蕴和展示出来的强大政治底气,对国际政治传播发生深刻影响:对国际政治传播领域中的霸凌行径说“不”,撬动国际政治传播的不平等的“基石”,旋转其“中心—边缘”“居高—临下”倾斜的框架。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看世界”与“以世界看中国”的统一,它既不把中国看扁成世界的“边缘”,也不把世界缩小成中国的“天下”,而是立足人类,胸怀天下。

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徙的动因、路径及影响

1964~1980年,在紧张的国防局势下,为建设军事工业战略备份,我国开启了大规模三线建设运动。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徙数量多、范围广、影响深远,而深入专门的研究尚为缺乏。在系统梳理该时期72所高校迁徙整体图景的基础上,利用“中心—边缘”理论对该时期高校迁徙的“动因-路径-格局”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该时期为了应对战争威胁、支持三线建设及均衡高等教育布局,出于疏散中心城市和建设边缘地区的目的,政府主导将高校从中心城市迁往边缘地区。在边缘地区留下的迁徙高校、催生的地方新高校、留下的校园校舍物资,促进了当地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高等教育布局。但高校迁徙给高校学科发展带来断裂,加之当时有限经济水平和特殊时代背景,迁徙高校的办学和发展受限,这给高校和高等教育带来损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回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历程,从理论构想到实践生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理念,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方案,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具有同质化倾向、强权性缺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同心圆”模式的现代化路径,走出了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实践困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另一种“观看之道”:《身着狮皮》对立体主义绘画艺术空间观的借用

加拿大流散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身着狮皮》,关照西方国家内部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少数族群。该小说与立体主义绘画艺术有不解之缘:除了叙述技巧与认知方式受惠于立体主义绘画艺术之外,小说以立体主义动态空间观为参照,揭露并解构被传统静态空间观合法化的“中心—边缘”二元秩序,强调空间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正是借用立体主义绘画艺术的“观看之道”,翁达杰小说《身着狮皮》的主题才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解读。

城市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与空间分布——对江苏省13地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创新能力的溢出受地理距离的限制,形成以创新能力强的城市为中心、创新能力弱的城市在边缘的"中心—边缘"空间格局。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江苏省13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空间分布对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城市之间呈现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差异性,并初步形成了创新集群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格局。要实现创新型城市的快速健康发展,应打破空间约束,增强城市间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而促进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认知图式看两种表领属关系的主谓句

从结构上可以对两种表领属义的主谓句式作区分，归纳句式特点的依据是自由句而不是黏着句，可以分别用“中心—边缘”图式和“部分—整体”图式来概括两类句式的特征。

依附论视角下的“东亚发展模式”分析

"二战"结束后,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刚刚摆脱西方大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东亚各国在相似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依据本国国情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东亚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东亚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该模式能为东亚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出路吗?因此,本文将以"依附论"为解释工具,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及成因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并预测该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朝鲜问题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给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新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没有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缩小,反而被固定化,朝鲜问题是这一结构的缩影。目前,加快东北亚区域合作已成为区域内各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重要步骤。加强中朝合作是东北亚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环境参与治理:悖论及走向

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与环境正义运动的持续展开,形成了"环境参与治理"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它被视为一条能够有效化解环境灾难的民主实践路径。然而,参与治理并不能满足人们对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生活期望,原因在于以官僚制为基础的显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线性环境治理与精英垄断环境治理话语权的局面并未发生改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政府、企业、环保NGO、媒体、社区以及公众等多元行动者共同承担环境治理历史使命的合作治理模式。环境合作治理将打破"中心—边缘"线性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参与治理的扬弃与超越。

开放性视野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实挑战和理论反思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在实践中遭遇了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包括公共服务"供给权"配置中竞争性购买原则与有限竞争的现实之间的张力;作为激励机制的周期性购买原则与长期购买的现实之间的张力;服务绩效控制方面结果导向的原则与过程管理的现实之间的张力。现有的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理论在整体导向上反映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下的承接方行为控制,在认识论上,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制度是理性主义的,在方法论上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行动逻辑。因而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难以突破官僚制,反而演化为官僚体系的控制手段。未来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转向以合作治理理论为指引,提升制度的开放性。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三重危机探析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全球化浪潮等趋势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原因进行简要阐述,具体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造成的三重危机,即"中心—边缘"危机、信仰危机和环境危机,最后论述笔者对三重危机的认识态度。

批判与重塑:马克思全球空间理论视阈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资本的全球空间布展为人类带来了“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新体验,其背后的负面溢出效应却是全球空间剥夺加剧,人类社会空间呈现同质性和断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全球空间布展不平衡这一危机,突出强烈的人类情怀和空间意蕴,旨在破除空间中抽象力量对人的支配、超越“中心—边缘”的全球空间结构、构建基于合作共赢的差异性空间和实现人类社会空间的均衡持续发展,是重塑全球空间正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未来要实现全球空间正义,就必须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坚持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绿色发展、求同存异,构筑凸显正义、适合人类生存的民主空间、发展空间、生态空间、价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