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内外--寺庙的“中心地”角色与宝卷的双重结构

寺庙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在民众生活中扮演了“中心地”角色。从宝卷的孕育、传播来看,寺庙是宝卷存在的文化背景与焦点;从宝卷的文本来看,寺庙在宝卷中是“常备”景观,有助于宣传民间信仰,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寺庙与宝卷的相互依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寺庙为宝卷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话语空间,宝卷的宣讲活动分布于寺庙文化圈或其辐射区域;寺庙是宝卷中重要的叙事空间,假实证幻,强化教化功能;虚构的天庭是寺庙的延伸,而且贯通宝卷双重结构,而宝卷的双重结构是唐及宋元说唱文学影响的结果。

东盟“中心地位”塑造:现状分析和路径探索

东盟“中心地位”塑造的基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东盟的持续发展及其与邻国建立的合作机制为它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石。其次,域内外大国如中国等的鼓励与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随着地区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东盟在塑造“中心地位”上面临内部分歧、机制冗余、大国战略意图转变等挑战。为了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强化中国—东盟关系成为必要的路径。官方路径包括深化经济贸易合作、加强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沟通与协调,非官方路径则强调多元化的民间交流活动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作用。

“中心-边缘”视角下“双一流”高校国际化的困境和发展进路

“双一流”高校国际化发展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发展战略,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引领价值。研究以“中心-边缘”理论为视角,发现我国“双一流”高校在国际认可度、国际交流合作、国际化政策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格局。据此,文章从打造区域独特的国际形象、积极寻求跨国“边缘”合作、建立健全对外开放政策机制等方面为推动我国“双一流”高校国际化发展提出建议。

“中心—边缘”理论视域下“双一流”与非“双一流”高校建设路径探析

文章探讨了“中心—边缘”理论视域下“双一流”与非“双一流”高校的角色地位、面临的问题以及建设路径。“双一流”高校应当着力于优势学科,增强学科实力,力争建设成世界一流水平。非“双一流”高校应当保持战略定力,稳步前进;同时立足自身,着眼于“特色重点学科”建设,凸显核心竞争力。“双一流”高校要加强对非“双一流”高校的对口支援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应当推进省域范围的“一流”高校建设,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创造多中心、网格化、紧密联系、互相依赖的良好发展格局。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资源空间格局优化省域单中心与多中心的比较

在新发展阶段,积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成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并导致中心城市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强。运用拓展的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地”模型分析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形成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而城市间距离的增加和多中心布局可以弱化这种虹吸效应。选取12个单中心省域和6个双(多)中心省域,以2006—2019年为样本期间的分析发现:在单中心省域,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随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大而减弱;在双(多)中心省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竞争)弱化了单个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上述影响在地级市层面和县级市层面、对于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均存在,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目前,多数省域的金融中心建设采取单中心模式,少数采取多中心模式。有条件的省域应适时采取多中心模式或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同时也要重视和激励外围城市的金融发展及其从业人员效用水平的提高。

信息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研究

采用2005—2018年长三角41个地级市数据,基于“中心—外围”理论,选取空间误差模型,探究信息服务业在长三角中心城市的集聚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主中心城市上海信息服务业的集聚对长三角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长三角三个副中心城市中,南京、杭州信息服务业集聚均促进了本地外围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合肥市信息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长三角外围城市之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外部性。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东盟“中心地位”的建构和维续——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国际组织模式

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东盟众多文件不断强调东盟“中心地位”,中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和支持是一贯的、明确的。从内涵和本质上看,东盟“中心地位”包含了东盟对内推进一体化、对外协调区域关系的两重内涵,实质上是东盟对地区事务自主性的追求。结合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东盟“中心地位”代表着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制度优势,为东盟处理与域外国家的关系提供权力资源。与此同时,东盟“中心地位”作为地区程序和规范的本质,使其维续与东南亚地区机制的变迁相挂钩。基于此,文章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用于分析国际机制变迁的国际组织模式作为分析框架,根据东盟的组织能力、谈判方式,以及其他组织的介入来探讨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维续的因素,并归为内生动力和外部干扰两个层面。在内生动力层面,有效的制度框架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优势基础,东盟的团结凝聚能够加强东盟整体应对问题的能力,“东盟方式”的践行则是通过特定的规范影响地区议题的谈判,三者是推动东盟“中心地位”自我维续的动力,共同支撑东盟在对外交流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外部干扰层面,东盟对大国关系的协调作用存在限度,域外大国竞争关系的激烈程度往往会改变地区其他组织的介入程度而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更根本地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的维续。温和的大国竞争带来的补充性制度产品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维续,激烈的大国竞争则可能会导致负面结果。东盟在应对外部干扰时通过协调一致做出的反应能对东盟“中心地位”加以巩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外部的负面冲击。

以“中心仓”模式构建区域物流新格局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商务产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而物流不可避免地成为电子商务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在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挖掘物流潜力,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企业的利润,是物流专业的研究重点;如何科学、高效地利用信息仓储的潜能,进一步提升仓储的整体运行效率,通过合理方式减少仓储分拣作业的成本,提高仓储物流收益是文章研究的重点;通过“中心仓”模式构建区域物流新格局是目前区域物流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的提升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势不可当。话语权博弈是大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话语权领域却面临一定的困境。从依附论的角度看,国际合作话语权领域仍呈现鲜明的“中心外围”的依附结构,“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在范式、理论、价值、传播等维度均存在对美西方等“中心”国家的“话语依附”。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在提供实践场域、供给理论养分、搭建交流桥梁、壮大传播平台等方面为磨砺和增强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变革国际合作话语体系的不平等格局、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事业仍任重道远。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应将国际合作话语权建设作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通过完善理论建设、凸显价值追求、开展话语对接、优化话语传播等路径,着力提升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的影响力,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对美西方国家的话语依附,共同为实现新型国际合作积极发声、贡献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基石的撬动和框架的旋转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政治底蕴,是新中国之中国道路、中国旗帜、中国力量的政治总结和政治表达。国际政治传播是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即传播主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使用先进的传播技术,通过国际政治传播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发达”“中心”“帝国”“霸权”与“落后”“边缘”“殖民”二者所构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强—弱”关系、“主—从”关系、“传—受”关系、“说—听”关系横亘和盘桓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现在,这种框架的不合理性愈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厚重而根本的政治底蕴和展示出来的强大政治底气,对国际政治传播发生深刻影响:对国际政治传播领域中的霸凌行径说“不”,撬动国际政治传播的不平等的“基石”,旋转其“中心—边缘”“居高—临下”倾斜的框架。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看世界”与“以世界看中国”的统一,它既不把中国看扁成世界的“边缘”,也不把世界缩小成中国的“天下”,而是立足人类,胸怀天下。

高铁开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我国高铁开通运行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机制和异质性效应。理论上,高铁开通运行通过资源再配置、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以高铁开通运行构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6—2016年上市公司与海关进出口匹配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验证了理论预期的准确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运行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此外,高铁开通运行存在非对称市场整合的“中心外围”效应,即对沿线中心城市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

以九宫格思维实施手术室“中心式”护理管理

九宫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图式,然而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留下了长久的影响。护理行业在不断发展,涉猎领域不断扩大,护理管理不断呈现专业化与制度化的现时代,以全新的思维模式融入护理管理,从而推动护理管理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现将九宫格思维模式融入到手术室护理当中,体现"中心式"护理管理措施的积极意义,通过九宫格思维的"中心式"的结构框架,开发更具有多元化的护理管理模式,期望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国内价值链构建的空间逻辑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双重“中心-外围”格局视角的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已形成两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心-外围"格局:发达国家与中国东部地区的"中心-外围"格局和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外围"格局。为从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低端锁定的全球价值链中突围,中国必须构建由本土大型企业主导、控制及治理的国内价值链。其基本思路是: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跨国公司,初步建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格局;然后,不断地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以本国为核心、面向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格局,进而构建成由本土大型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

宁夏经济的亚“中心-周边”结构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迎击挑战、缩小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全国大的中心、周边关系为背景,运用亚“中心-周边”结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采用规范和实证的方法、区域比较法、个量与总量结合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从市县域层次分析了宁夏经济的亚“中心-周边”结构、“中心-周边”关系的发展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接着从自然条件、区位、资源、政策等方面剖析了造成宁夏当今及未来的中心、周边差异及两极分化趋势存在并进一步恶化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消散周边地区、促进宁夏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传播对“中心”的消解及其问题探究

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传播对"中心"的消解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传统媒体被消解,"元叙事"被消解,理性意义被消解。"中心"被消解之后也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信息的真实性受到挑战、信息匮乏和信息的虚假需求等问题。

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演变趋势探讨——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分析

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和扩散转移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加以改造,用以解释我国目前的产业集聚格局,并预测我国产业集聚的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一部分运输成本低且主要使用普通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运输成本高或密集使用资本、技术、高技能劳动力的制造业将仍然布局于东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应不断完善自身条件,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价值链。

论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

城市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市一经产生就自然出现了城乡关系,顺应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心-边缘"社会结构,城乡之间也表现为一个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空间的区隔和等级化都是政治的结果,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社会治理结构的浓缩,是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心-边缘"的城乡结构体现为城乡居民之间全方位的身份不平等,因而这也是一个不正义的空间关系。全球化、后工业进程将会逐渐消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从而彻底打破"中心-边缘"的格局。城乡之间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状态,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差异得到承认和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相互包容与共同发展。

长三角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实证检验了到中心城市的距离对长三角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到南京和杭州两个次中心城市的距离对长三角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显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的"∽"型规律,但到上海的距离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并不存在这一规律。这表明,省会在塑造城市体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打破省际边界分割是优化区域城市体系的关键。

南京1号与东非Bodo人类头骨化石:对“中心和边缘”假说的检测

"中心和边缘"假说认为非洲是人类演化的中心地区,东亚等地区是边缘地区。在边缘地区,人群的地区性形态特征出现较早,可上溯到直立人生活时期;在中心地区,人群的地区性形态特征出现较晚。Bodo人类头骨化石和南京1号人类头骨化石分别出自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二者年代都是距今60万年左右,二者都保留有面颅。因此,Bodo人类头骨化石和南京1号人类头骨化石是检测"中心和边缘"假说的最合适的材料。本文是对南京1号和Bodo头骨的面颅测量性特征作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二者面颅测量性特征上的差别远大于这两个相应地区现代人群之间的差别,提示了人类的地区性体质形态差别早在60万年前就很明显;2.东亚的南京1号人类头骨和东非的Bodo人类头骨尽管同样古老,但各自与当地区的现代人群的面颅上的差异情况并不一致。Bodo头骨与东非现代人群显得差异较大,南京1号头骨与东亚现代人群显得较相近。这种相近,提示了在东亚这个"边缘地区",现代人群的面颅测量性特征可追溯到以南京1号头骨为代表的远古人类那里,而在"中心地区",现代人群的面颅测量性特征还很难与以Bodo为代表的远古人群相联系。本项研究结果与"中心和边缘"假说的推测相符合。

游戏:旅游活动中的另一个精神“中心”——基于赫伊津哈游戏理论的探讨

文章在科恩提出的旅游活动精神"中心"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对旅游中的游戏活动进行分析,发现不仅游戏意义隽永,而且旅游者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同样能够体验到远方"中心"体验中的"类过渡状态",因而游戏构成了旅游活动中的另一个精神"中心"。依据旅游者对三大精神"中心"的依附情况,文章将旅游体验模式分为转移模式、嬉戏模式、游戏模式和体验模式(包括实验模式和存在模式)。即使是在以大自然为对象的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只要参与了任何形式的游戏项目,就可以获得诸如神圣、荣誉、美德、审美、人际、怀旧等方面的精神意义。相对于文化的根植性而言,游戏具有普适性和较强的可移植性,这为游戏类旅游吸引物的开发与推广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