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价值链构建的空间逻辑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双重“中心-外围”格局视角的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已形成两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心-外围"格局:发达国家与中国东部地区的"中心-外围"格局和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外围"格局。为从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低端锁定的全球价值链中突围,中国必须构建由本土大型企业主导、控制及治理的国内价值链。其基本思路是: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跨国公司,初步建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格局;然后,不断地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以本国为核心、面向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格局,进而构建成由本土大型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

多层级“中心-外围”嵌套模式下县级市宏观区位效应研究

以＂中心-外围＂模式为理论基础,采用改进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2006—2014年中国未发生行政区划变动的321个县级市统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县级市在城市体系多层级＂中心-外围＂嵌套模式下的宏观区位效应,着重探讨县级市到核心城市的距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线城市对县级市表现出较强的吸附效应;县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到最近省会城市的距离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与到最近主要港口城市的距离呈先下降后平稳再下降的＂准∽型＂关系。研究还发现,省际间存在市场分割,政府财政支出会扩大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

中国人才“中心-外围”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人才资源统计报告》数据,整合空间经济学理论和人才地理学研究,推演中国人才"中心-外围"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并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是中国人才"东南密而西北疏"的"中心-外围"格局形成于区域名义工资水平、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教育环境的相互博弈。名义工资通过"本地收入效应",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才集聚能力,同时发挥"空间溢出效应",降低周边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吸引力。高技术产业集聚通过产业带动效应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形成"产业吸引人才,人才集聚产业"的良性互动格局。东部地区良好的教育环境成为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二是人才政策的时间滞后效应和精英化选拔制度在短期内无法对人才集聚产生显著影响,必须长期坚持,才能发挥调节人才空间布局的杠杆作用。高端医疗设施和优质医疗服务对人才集聚的作用有限。三是气温和空气污染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人才的空间布局。基于此,建议政府优化投资优惠政策以缩短地区收入差距,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保持人才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优化人才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

在华外资“中心-外围”分布成因及迁移研究

区别于以往对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研究,文章采用泰尔指数对传统的“东、中、西”部FDI区域分布划分方法进行了考察,认为近20年来我国FDI区域分布变化不适合于用这种方法来划分,进而提出了“中心-外围”的划分方法和“中心—外围”结构迁移的命题,并对形成中心外围FDI区域分布格局及其迁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历史考察——三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及其转换

本文把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次"中心-外围"格局,并分别归纳总结每次"中心-外围"格局中,"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自然资源贸易对于"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不能因为"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而隔断发展中国家与"中心"国家的联系,而是应该积极地鼓励这些国家融入既有的"中心-外围"格局,通过发展自然资源产品贸易获得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既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扩展了分析视野,又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资源依赖型增长"陷阱",选择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避免其负面效应,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铁开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以中心-外围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将是否开通高铁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8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高铁开通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技术变化,有利于能源效率的规模效率变化,对技术变化的抑制作用在整体上“拖累”了能源效率;②高铁开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等级和高铁站选址异质性,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30千米以内的距离是高铁开通对城市能源效率的有效影响范围;③区域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产生虹吸效应,产生作用的有效范围为周边200-400千米;④通过对作用机制的分析发现,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在高铁开通影响能源效率技术变化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而房价上涨的“挤出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干预减少在高铁开通影响能源规模效率变化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市场规模扩大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外围”模式与府际合作径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当前户籍改革的城市单元模式将大小城市的功能孤立化,忽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即中等城市的衔接作用。如何突破城市单元模式的路径依赖,在地理空间上寻找一个新的场域以充分发挥中等城市的纽带功能,进而实现不同规模城市的并力共持,成为亟待推进的跨省户籍改革的关键问题。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而构建的"中心—外围"模式,强调以城市群为依托,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协同以及由此形成的"集聚阴影之幕"来推进跨省户籍改革,当代中国的城市体系也为该模式之践行提供了宏观背景与微观叙事两个层面的天然场域。以"中心—外围"模式推进跨省户籍改革需要构建三维府际合作机制,即城市群内土地省际占补平衡机制、动力与压力相结合的中央政府省际统筹机制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协作供给机制。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与国际比较

文章使用2021年版国家间投入产出(ICIO)表数据,采用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测度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循环指标,并利用分解出口价值的方法测算和比较了不同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1)发达国家的国内循环程度非常高,国际循环程度也在逐渐增强,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市场基础和国际竞争力;新兴国家的国内循环程度逐渐提高,国内市场逐步崛起和壮大;落后国家国内循环程度逐渐下降且越来越依赖国际循环。(2)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更为完善;新兴国家和落后国家产业体系的“中心-外围”格局突出,但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3)虽然资本主义全球价值链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问题,但是发达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正在下移,新兴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正在上移。

面向元宇宙时代:数据垄断规制的反思与重构

元宇宙为互联网升级提供了可能性,是继平台经济时代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破除数据垄断、构建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有序流通的元宇宙需在当前基础上进行前瞻性的制度探索。当前由平台、资本、数据等构成的数字生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中心-外围”的数据垄断和流量依附体系,中心不断向外围输出流量以控制并获取经济利益与更大的用户注意力,实现垄断和剥削。基于元宇宙技术特征和生产、组织模式的不同,元宇宙时代数据垄断问题有加重的趋势,需重构当前数据垄断规制范式。一是完善制度规范以构建面向元宇宙的分层式竞争结构,促进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的涌现;二是对结构性平台间的经营者集中进行重点审查,谨防单一生态系统构建结构性闭环,割裂统一大市场;三是打造中心化的结构性平台的潜在竞争者,构建超越市场逻辑的流量元平台,保持市场创新和活力。

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大港口(香港或上海)的地理距离存在"∽型"关系,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近,越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但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降低了区域性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这也证实了省际市场分割的存在。

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准中心”地位——确立“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新理论

本文在阐述国外"中心—外围""中心—半外围—外围"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外贸、金融、对外投资和援助、综合竞争力、"一带一路"等指标及其国内外数据分析,说明中国虽然与主要中心国家尚存差距,但其取得的长足进步,明显区别于外围或"半外围"国家,须用"准中心"这一新概念来客观描述和界定2012年以来的新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准中心"概念是对"中心—外围"二元理论的补充和创新,形成"中心-准中心-外围"或"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三层结构或四层结构新理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要实现“国内大循环”,也要实现国内国际市场联动。为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情况下深刻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试图回答“中心-外围”体系下不平等的共同体转向平等的共同体的必然性,解释构建“双循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和理论逻辑;并梳理出建国以来国内市场如何培育、国际秩序如何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分析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如何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实现路径,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世界格局的合理演变。完善与演进“双循环”的理论基础,论证国内循环与去依附的关系,并证明去依附如何成为中国经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逻辑主线是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

高等教育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基础、目标与路径

作为国家战略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处于整体部署和顶层规划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希冀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思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引入“中心-外围”(CP)模型理论并加以运用,分析了产业、人才、教育和城市四者互动的区域创新一体化,提出以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基于这一思考,系统梳理成渝地区区位、产业经济、人口发展和高教资源现状,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提供现实性基础。围绕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目标,依循对产业、人才、教育和城市4个链条式子目标的“正向”问题逻辑进行逐一分解,通过借鉴国内相关区域一体化经验,明确4个子目标在一体化发展中的突破口:产业一体化重在分工互补,人才一体化重在开放流动,教育一体化重在互认共享,城市一体化重在创新集聚。根据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从高等教育集群这一“逆向”思路出发,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方法与路径:一是以创新性、中心性和协同性的集群式思维为建设方法,这是建设之根本。二是以集群式操作为建设路径: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对接引领产业体系;探索群地结对联动,促进要素因地流动;设立成渝高教新区,推动教育互认共享;联结双城集群网络,发展双核共驱创新。

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地域性聚集机理研究

针对世界各地十分活跃的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空间经济学的两国四地区"中心-外围"模型,分析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产业向合作区聚集的过程和影响因素,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合作区发展快而另一些合作区进展缓慢的问题。研究发现,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地域性聚集,取决于参与次区域合作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内部空间结构和境外参与合作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等因素。

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空间布局与网络分析

空间集聚是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活动的重要特征。基于Thomson one数据库中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数据,以风险投资交易双方公司均位于中国大陆城市的每一笔风险投资交易事件为例,分别从纵向历史演变和横向空间布局视角对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近20年来,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经历了孕育起步、快速发展、稳步调整和理性规范4个发展阶段;互联网、新能源、计算机软件与服务等高新技术行业是风险投资热点领域;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存在明显的城市集聚特征,且相较于风险资本接受城市,投出城市的风险资本资源更为集中;城市之间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联系并不紧密,风险投资网络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北京、上海、深圳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风投城市,杭州、广州、武汉等则为典型的技术密集型风投城市。该结论可为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事业发展及风险资本资源在行业和空间中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国际地理布局

在中国现实条件下,金融地理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从理论上构建新的金融地缘框架。开发性金融是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国际地理布局机制,是通过金融要素全球配置,解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存在的"密度、距离、分割"问题,构建符合商业利益价值基础的"中心-外围"模式,形成多样化的合作机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属于高经济密度地区,有着重要的市场引导作用,可以通过开发性金融引导国际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缩短彼此之间的经济距离,有效解决市场准入限制问题,实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和共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比较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为中心，论述了资本对外扩张、“中心－外围”结构、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国际资本流动、生产方式关联等理论。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以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理性的矛盾作为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论述世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福利的最大化。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把转变各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把转变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本大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作一比较分析。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战略探析

按照社会学中的"差序格局"理论,我国交易社会大致可分为"同心圆社会"、"熟人社会"和"现代网络社会"。本文试图从"差序格局"理论视角研究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强做大并提出"中心-外围"发展战略。

中国城市的“中心——外围”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全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数据(2008和2013年),基于划分的中心城区和外围县市共2839个空间单元,探讨中国城市贫困空间的新格局,并构建多层回归模型分析贫困影响因素。2013年,以区县为单元的贫困分布自东往西递增,呈现"中心—外围"格局。2008—2013年,全国层面的中心城区贫困集聚度有所下降,外围县市有所上升;区域层面的"中心—外围"贫困增长东西分异,东部大城市的中心贫困增长率普遍高于外围,而西部大城市则相反。模型显示,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中心城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外围县市的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本研究对于中国的贫困地理研究具有理论意义,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城乡统筹的实践依据。

世界经济二元结构下的“雁行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了“雁行模式”的理论，这主要包括赤松要和小岛清两个人的理论成果；继而回顾了日本自“开国”以来的两次赶超成功的经验。“雁行模式”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它不能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出落后的境地，反而处于“赶超困境”之中。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于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结梅的对抗性，并用“中心-外围”理论解释了这种困境，指出发达国家为了获取巨大的利益，会有意无意地把先进国与后进国的科技差距固定化，使接受“雁行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次生型”经济体。这也说明我国提出“自主创新战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