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价值链构建的空间逻辑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双重“中心-外围”格局视角的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已形成两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心-外围"格局:发达国家与中国东部地区的"中心-外围"格局和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外围"格局。为从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低端锁定的全球价值链中突围,中国必须构建由本土大型企业主导、控制及治理的国内价值链。其基本思路是: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跨国公司,初步建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格局;然后,不断地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以本国为核心、面向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格局,进而构建成由本土大型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

“大气十条”政策如何重塑中心-外围产业空间布局?

“大气十条”政策是改善空气质量、重塑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抓手。选取2005—2019年2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以试点地区为代表的中心地区,“大气十条”政策既是抑制生产性企业进入的阻力,也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企业进入的动力,且高铁开通和本土市场规模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大气十条”政策对外围地区的生产性企业进入和生产性服务企业进入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随地理阈值上升抑制→促进→抑制→无影响的空间衰减特征。进一步地,生产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企业区位选址变化,形成中心“主服务、辅生产”和外围“主生产、辅服务”的产业空间布局,及形成明显的区域产业协同集聚差异。该研究为“大气十条”政策提供新的证据,也为地区内优化产业结构和地区间产业分工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利用中心-外围模型浅析我国产业集聚

通过利用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区域模型,分析我国产业集聚中心位于东部的现状,以及从该模型中得到的对我国西部地区发展产业集聚经济的一些思考。应通过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长、改善西部交通运输条件,实现产业集聚的转移,加快实现西部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中国人才“中心-外围”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人才资源统计报告》数据,整合空间经济学理论和人才地理学研究,推演中国人才"中心-外围"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并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是中国人才"东南密而西北疏"的"中心-外围"格局形成于区域名义工资水平、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教育环境的相互博弈。名义工资通过"本地收入效应",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才集聚能力,同时发挥"空间溢出效应",降低周边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吸引力。高技术产业集聚通过产业带动效应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形成"产业吸引人才,人才集聚产业"的良性互动格局。东部地区良好的教育环境成为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二是人才政策的时间滞后效应和精英化选拔制度在短期内无法对人才集聚产生显著影响,必须长期坚持,才能发挥调节人才空间布局的杠杆作用。高端医疗设施和优质医疗服务对人才集聚的作用有限。三是气温和空气污染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人才的空间布局。基于此,建议政府优化投资优惠政策以缩短地区收入差距,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保持人才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优化人才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

我国海水产品加工业集聚内生机制研究——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理论

本文以修正的中心外围模型理论为研究架构,分析产业集聚内生机制,具备区位优势的产业集聚发生由促进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导致产业离散的离心力共同作用而成;集聚向心力由产业资产投入、从业人口、产业市场份额因素构成,集聚离心力由资产价格因素构成。通过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水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内生机制实证检验,可知蓝色经济区海水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发生正向促进因素为该产业前向资产投入、从业人口和产业市场份额,起到阻碍其集聚发生作用的负向抑制因素为该产业资产价格过高。

基于中心—外围理论对西安—咸阳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

应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中心—外围理论、集聚与扩散机制、城市发展阶段等理论,分析了西安—咸阳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指出西安—咸阳区域空间经济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同时人口、资本、信息等由传统的聚集机制转换为以扩散机制为主的发展格局。提出制度一体化、优势互补和错位发展一体化原则及具体产业的空间分工。

产业集聚与江西省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变

利用1998-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依据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采用泰尔(Theil)系数测度了江西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区域差异,发现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在不断扩大,江西区域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正在形成,而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促进了这种结构的形成。目前江西区域空间结构正处在向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转型,因此要全力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进而带动江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城市群金融集聚能缓解金融风险吗?

城市群的兴起使其中心城市集聚了大量金融资源,而外围城市的相对金融风险不断攀升,形成了金融资源与金融风险在地理维度上的反向流动。基于银行微观数据和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城市群金融集聚与金融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群金融集聚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但是金融在非城市群的集聚反而会增加金融风险;中心城市金融集聚会降低中心城市金融风险,但欠发达城市群中心城市金融集聚会加剧外围城市金融风险,而发达城市群中心城市金融集聚会降低外围城市金融风险;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一体化等因素有助于强化金融集聚对金融风险的降低效应。研究有助于从地理维度理解金融资源分布与金融风险的关系,为通过发展城市群、调节金融地理集中度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政府财政补贴与自然资源产业集聚——对克鲁格曼CP模型的拓展

本文通过对克鲁格曼CP模型的拓展,建立了两种要素、两个部门、两个区域的空间经济学模型,对政府财政补贴下资源产业集聚机理进行了公理化解释:政府对具有资源加工制造优势区域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将提升资源加工制造业在该区域的集聚水平。

外部经济与产业地理集聚 一个基本理论逻辑及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基本逻辑 ,指出规模经济等经济外部性对于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形成与稳定具有决定作用。然后对我国工业经济进行了实证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需求变量、投入变量、及初始固定资产变量对产业地理集聚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 ,这与理论逻辑一致 ,而初始集聚度和规模变量则对地理集聚呈现显著负向的作用 ,这与理论逻辑相背离。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要实现“国内大循环”,也要实现国内国际市场联动。为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情况下深刻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试图回答“中心-外围”体系下不平等的共同体转向平等的共同体的必然性,解释构建“双循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和理论逻辑;并梳理出建国以来国内市场如何培育、国际秩序如何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分析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如何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实现路径,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世界格局的合理演变。完善与演进“双循环”的理论基础,论证国内循环与去依附的关系,并证明去依附如何成为中国经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逻辑主线是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

世界市场形成、劳动力集聚与国际贫富差距扩大——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比较的视角

在解释世界市场的形成、劳动力集聚以及国际贫富差距等现象时,新经济地理学得出了一些创新性结论。由于阶级立场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分析结论存在一定差异性。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既是国际分工的产物,也是资本逐利本性的必然结果;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国际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是工人依附于资本家的程度得以强化的过程;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严重的国际剥削是造成国际贫富差距呈现出拉大趋势的重要原因。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历史考察——三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及其转换

本文把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次"中心-外围"格局,并分别归纳总结每次"中心-外围"格局中,"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自然资源贸易对于"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不能因为"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而隔断发展中国家与"中心"国家的联系,而是应该积极地鼓励这些国家融入既有的"中心-外围"格局,通过发展自然资源产品贸易获得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既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扩展了分析视野,又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资源依赖型增长"陷阱",选择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避免其负面效应,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战略探析

按照社会学中的"差序格局"理论,我国交易社会大致可分为"同心圆社会"、"熟人社会"和"现代网络社会"。本文试图从"差序格局"理论视角研究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强做大并提出"中心-外围"发展战略。

地方政府竞争与集聚经济: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评述

整合地方政府竞争的空间经济研究是新经济地理理论发展必要方向,已经开始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最令人兴奋的应用领域"。同时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往的研究概括为三条脉络:基于集聚租金的外生政策分析,在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引入地方公共品和税收工具的模型,以及整合地方政府主体及其内生的区际竞争行为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最后基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需求总结了进一步拓展的难点和方向。

城市群功能分工、政府干预与金融集聚

城市群在金融资源集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城市群发展影响金融集聚的机理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城市群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构建中心-外围模式的城市群功能分工以及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假说,运用动态空间Durbin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群发展及其内部的功能分工拓展了资源集聚的空间,优化了空间结构,促进了金融资源的集聚能力,但其促进作用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即过度功能分工对金融集聚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部分发达城市群已经处在拐点右侧;政府干预总体上弱化了城市群功能分工的金融集聚能力,其强化作用仅仅表现在欠发达城市群阶段;城市群功能分工促进城市群金融集聚能力主要是通过提升金融效率来实现。由此,减少政府干预和市场分割,加快欠发达城市群内部的功能分工,创新发达城市群的分工模式,对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和金融资源集聚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

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大港口(香港或上海)的地理距离存在"∽型"关系,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近,越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但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降低了区域性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这也证实了省际市场分割的存在。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与国际比较

文章使用2021年版国家间投入产出(ICIO)表数据,采用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测度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循环指标,并利用分解出口价值的方法测算和比较了不同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1)发达国家的国内循环程度非常高,国际循环程度也在逐渐增强,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市场基础和国际竞争力;新兴国家的国内循环程度逐渐提高,国内市场逐步崛起和壮大;落后国家国内循环程度逐渐下降且越来越依赖国际循环。(2)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更为完善;新兴国家和落后国家产业体系的“中心-外围”格局突出,但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3)虽然资本主义全球价值链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问题,但是发达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正在下移,新兴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正在上移。

中国城市的“中心——外围”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全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数据(2008和2013年),基于划分的中心城区和外围县市共2839个空间单元,探讨中国城市贫困空间的新格局,并构建多层回归模型分析贫困影响因素。2013年,以区县为单元的贫困分布自东往西递增,呈现"中心—外围"格局。2008—2013年,全国层面的中心城区贫困集聚度有所下降,外围县市有所上升;区域层面的"中心—外围"贫困增长东西分异,东部大城市的中心贫困增长率普遍高于外围,而西部大城市则相反。模型显示,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中心城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外围县市的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本研究对于中国的贫困地理研究具有理论意义,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城乡统筹的实践依据。

产业结构发展的梯度“中心-外围”网络体系

经济发展中各地区由于分工、历史以及政府方针政策的原因,致使经济发展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本文以不平衡发展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相关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构建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多层次的、梯度发展的"中心-外围"结构体系,进而提出在此体系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