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边缘”视角下“双一流”高校国际化的困境和发展进路

“双一流”高校国际化发展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发展战略,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引领价值。研究以“中心-边缘”理论为视角,发现我国“双一流”高校在国际认可度、国际交流合作、国际化政策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格局。据此,文章从打造区域独特的国际形象、积极寻求跨国“边缘”合作、建立健全对外开放政策机制等方面为推动我国“双一流”高校国际化发展提出建议。

论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

城市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市一经产生就自然出现了城乡关系,顺应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心-边缘"社会结构,城乡之间也表现为一个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空间的区隔和等级化都是政治的结果,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社会治理结构的浓缩,是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心-边缘"的城乡结构体现为城乡居民之间全方位的身份不平等,因而这也是一个不正义的空间关系。全球化、后工业进程将会逐渐消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从而彻底打破"中心-边缘"的格局。城乡之间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状态,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差异得到承认和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相互包容与共同发展。

在借鉴与超越中构建中国大学教师发展制度体系——兼谈对阿特巴赫“中心-边缘”论、“依附理论”的认识

中国大学教师发展制度受发达国家影响较大,建国后,中国大学教师发展制度经历了"完全性依附与不完全性依附"苏联的大学教师发展制度模式和借鉴美国大学的教师发展制度模式两个阶段。虽然中国在建国初期的实践中没有摆脱或没有完全摆脱对他国的依附,但这并不证明阿特巴赫的"中心-边缘"论与"依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指导意义。"中心-边缘"论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利益上的新殖民理论,为此,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在认清"中心-边缘"论和"依附理论"实质基础上,在借鉴与超越中构建大学教师发展制度体系。

解构“中心-边缘”结构——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中心-边缘"结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看,"中心"和"边缘"在国际关系方面,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着"中心"地位,广大后发展国家则处于"边缘";而在一国内部,不论是中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都有其自身的"中心"和"边缘"。"中心-边缘"结构常常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这一结构的长期客观存在使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或群体面临着不利的环境。伴随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特征,当前在我国发展属于服务型政府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解构"中心-边缘"结构的关键。

“中心-边缘”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的改进分析

“中心-边缘”理论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用来解释教育与国家发展的经典理论。本研究通过政策要求、疫情需求、教育供给及国外经验的多维度阐释,分析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从边缘至中心的客观趋势及应承担的角色,指出公共卫生教育应成为从学校至社会的传播中心,并逐渐形成辐射公众健康教育的扩散效应。目前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中存在目标定位模糊导致专业职业认同不足、教育教学对标新医科存在差距、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中公共卫生知识技能呈现弱项短板等现实瓶颈,需要全方位渐进式改革公共卫生和全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推进大类招生、分轨培养和分层培养的举措落地。同时在“起点-过程-结果”的系统整合下,凝聚政府、高校、相关机构和社会的合力,逐步构建公共卫生人才的全链条发展机制。

两种“中心-边缘”理论:世界市场与经济世界

马克思从资本的内在本性出发,推导出资本开拓世界市场的必然趋势。而且在此过程中,必然造就"中心-边缘"的世界分工体系。而布罗代尔以总体历史的方法考察大历史,得出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早已存在的结论,并且以经济世界的理论进行阐释。他认为,在经济世界中,"中心-边缘"格局自发形成。中心区对边缘区和半边缘区的结构性剥削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民族节日展演——以马蹄藏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为例

马蹄藏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作为公共的意义空间,具有多面性与节庆空间复杂性的特点。本文从"中心一边缘"视角,对文化艺术节中国家话语的渗透,当地政府的经济、政治诉求与当地群众的差异性的自主性表达进行分析,探讨"中心"对"边缘"的影响,及其在这种不平等的对话下"边缘"社会如何发挥能动性,进行自主性表达。在传统的"中心一边缘"视角基础上,应强调"边缘"的主体性,关注"中心"与"边缘"的对话与互动。

新时期中国MPA教育国际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文章阐述了中国MPA教育自设立以来二十多年国际化发展的特点及未来趋势,反思了当前中国MPA教育国际化所面临的深度国际化理念尚未建立、国际地位相对边缘、人员物理流动效率低等挑战,并对未来中国MPA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包括重塑中国MPA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理念、打破“中心-边缘”的权力格局、深入推进中国MPA教育在地国际化和远距离国际化。

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读加尔通的《帝国主义的结构化理论》

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当一个完整的国际社会出现后,世界就呈现出了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就是依据这一中心—边缘结构建立起来的。也正是这一"中心—边缘"结构,使"中心国"对"边缘国"的剥削可以持续地展开,也使边缘国的中心自愿充当将其边缘创造的剩余价值传送给中心国的"传送带"。"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复合性的解释框架,是与工业社会的竞争—协作行动机制交合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体现在竞争与协作之中的,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化却造就了中心—边缘结构,从而出现了竞争—协作与中心—边缘这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分析路径。加尔通的"中心—边缘"结构理论是基于道家的阴阳学说而建构起来的,他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思想贯穿到了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分析中,展示了一幅辩证法的世界图景。但是,道家的阴阳观似乎也把加尔通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使他在构想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方案时,无所建树。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

清代,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改土归流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持续而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汉化"过程。由于汉族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汉族"夷化"呈现出由强变弱、由大规模转为局部的趋势,处于持续衰减和退缩的过程中,但从未停歇。少数民族"汉化"和汉族"夷化"的过程就是双向互动的民族融合过程。"汉化"与"夷化"两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汉化"的中心区就是"夷化"的边缘区,"夷化"的中心区就是"汉化"的边缘区。"中心"与"边缘"随着观察视角的转换而转换。"中心""边缘"互为转换的观察视角实质上是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单向度的"中心—边缘"模式,更为立体地、客观地展现云南文化的多源、多元特点。

国家现代化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的演变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或者说,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策问题的建构主体及其体系、结构等都是不同的。严格说来,公共政策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也只有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才有着可以作为科学考察对象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但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近代之前的社会治理过程也经常性地求助于政策,而且也确实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因此,也存在着政策问题建构过程及其主体。在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政策问题建构主体,我们可以发现其历史演进过程,可以通过把握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的变动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去开拓一种面向未来的视角。历史地看,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从"特权阶层"到"市民代表"再到"政策问题建构权扩大"等历史演进过程。

危机转移视角下的金融危机解读

传统的危机态主要是以产能危机为核心特质的危机形态;而现代的危机态则是以信用危机为核心特质的危机形态。这两种危机态在发生机制、传导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使得经典的危机"中心—边缘"结构假说在解释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时陷入了理论困惑,但两种危机态的"中心—边缘"危机转移规律是不变的。我国应当在世界金融体系不断解构与升级的进程中准确地定位,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从金融制度、金融工具乃至产业发展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加以应对。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我国政府文化管理的创新

在新时期,我国政府文化管理体制面临内部的改革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为此,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秉持服务导向,突破传统"中心-边缘"结构,实现政府创新性变革,兼容道德自律性与制度化,对于我国政府的文化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如何看待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发达”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保罗·巴兰“经济剩余论”的新视野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剩余通过贸易、投资与援助等三种主要方式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不发达国家的"落后"源于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从属地位;源于控制不发达国家社会潜在经济剩余的利用或被滥用的社会阶级形态及其不完善的经济环境,以及源于不发达国家特殊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二战后主宰世界经济的"中心-边缘"格局并未改变,并且这种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对于不发达国家,一条借助但不依赖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之路应如何去走?"中国模式"或许能提供受益良多的借鉴。

冲突与融合:从媒介帝国主义到“新媒介帝国主义”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新冠疫情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文化环境、社会结构和世界格局都在悄然发生改变,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圈层之间的交流越发频繁和激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去认识不同文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同时在顺应时代趋势、争取话语领导权的基础上共建"世界文化",成为当前学界的重要研究话题。媒介帝国主义作为国际传播中一种重要的批判性解释范式,对认识全球传播实践、分析西方霸权主义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研究范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研究导向,有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展开深入分析,大体经历了从媒体强大效果论到有限效果论的转向、从文明冲突论到文化交融论的转向和从文化殖民论到媒介民主化的转向。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多次被学界重提和反复讨论,本质在于它是促进我们认识复杂的全球文化大流动活动的一种有力手段。基于对媒介帝国主义历史研究的溯源,对其研究范式的演变历程进行归纳总结,总体看来经过了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和多元化范式的演变。通过对媒介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研究转向进行梳理,同时结合时下全球媒介发展实践,发现媒介帝国主义在向"新媒介帝国主义"演化,所倡导的"核心-边缘"模式已经转变成为分散、多元和浮动的"全球联动-区域主导"的多级市场模式。新媒介帝国主义这种范式摒弃了"核心-边缘"的主导范式和帝国范式,本质上强调参与式范式,尤其关注不同主体在技术、资本和市场作用下产生的共建活动。新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范式可以被用来研究由跨国公司和技术巨头而非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文化扩张活动。这一视角可以帮助分析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媒介资本和技术巨头在文化交流、媒介扩张等活动中的行动逻辑,以更好地去理解其时代特征和影响作用。相比于媒介帝国主义,可以发现新媒介帝国主义活动中的行为主体、行动方式和行为目标都发生了改变。新媒介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以市场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为导向、以跨国集团而非国家机器为主体的常态化存在。研究发现其主要有以下三点新特征:媒介所有权高度集中化,平台型媒介快速发展;信息殖民主义活动隐形化,新技术加速帝国主义形态转换;媒介环境市场化,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助推全球扩张。要应对新媒介帝国主义的发展态势,发展中国家在未来需要不断提升在新媒介技术研发、通信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等活动中的参与感和话语权,以对抗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台寡头的技术垄断、政治控制、文化入侵和资本剥削。

边缘心理学:心理学共同体不可忽略的边缘

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借鉴“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予以审视,因为心理学亦存在发展不平等,出现中心和边缘的态势。研究对象中的“他者”和研究取向中的“另类”表征边缘心理学,处于科学心理学的边缘。该文以本土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为例,分析了研究对象的“他者”;以叙述取向、修辞取向和后现代取向为例,分析了研究取向的“另类”。最后,结合“中心-边缘”的结构模式,分析“他者”心理学和“另类”心理学的价值皈依,倡导破解边缘心理学“他者”和“另类”的污名。边缘心理学面临“边缘情境”,但不能形成“边缘人格”,更不能适应“边缘文化”。

驯化数维坦:反数字支配的复合方案

作为数字社会中的新型组织形态,“数维坦”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数字支配问题。本文试图从数字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入手,分析数字支配方式及其形成原因,寻求驯化数维坦的可行方案。本文的中心命题是:身处数字铁笼之中的人们,和“政治数维坦”“商业数维坦”打交道已成为其数字化生存的重要方式;自发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不可避免地引发数字支配。本文讨论数维坦施加在人们身上的权力主导型、资本驱动型以及合作共谋型数字支配形式,指出驯化数维坦可基于“强边、限中、制衡”的思路,修正当前数字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通过构建完整的反数字支配体系,消除数字资源与算法权力不对称分布、算法不完美、固有偏见等产生的消极影响。

对民族学、人类学“边缘精英”研究及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之应用的回顾及思考

文章主要探讨在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中具有主要意义的"边缘精英"概念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具体应用。由于民族学、人类学对于"中心-边缘"体系的关注,"中心"和"边缘"的双重属性的"边缘精英"群体成为中国社会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士绅"模式以及"民族精英"模式这两种代表性的"边缘精英"研究模式进行梳理与分析,文章认为:学者对"边缘精英"的不同观点所体现的实际为不同历史背景对"中心-边缘"格局的不同认知。

依附中超越: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改革探索

2013年以来,为拉近教育和产业的关系,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深化产教融合向应用型高校转变。然而由于经费、声誉、师资、科研、政策等方面的劣势,应用型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依附于居于中心地位的研究型大学。这种"中心-边缘"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造成应用型高校在产教融合的目标定位、经费投入、学科专业调整、校企合作和"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中举步维艰。应用型高校在主动依附中寻求特色,政府对应用型高校的资源倾斜、放权与赋责,有助于应用型高校超越结构性限制,深化产教融合。

论意见表达体系的形成与演变

意见表达是近代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内容,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然而,意见表达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直到今天,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应当说,在现代政治体系和现代公共生活中,人们已经普遍获得了表达权,而早期市民社会的表达自由之理想却尚未获得。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在赋予人们表达权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中心—边缘"表达结构,在这个结构框架下,中心化的表达得到放纵,边缘性的表达则受到压制和排挤,而且造成了全面的表达异化状态。表达异化与一切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人类社会今天所要进行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也都需要从消除表达异化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