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

城市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市一经产生就自然出现了城乡关系,顺应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心-边缘"社会结构,城乡之间也表现为一个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空间的区隔和等级化都是政治的结果,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社会治理结构的浓缩,是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心-边缘"的城乡结构体现为城乡居民之间全方位的身份不平等,因而这也是一个不正义的空间关系。全球化、后工业进程将会逐渐消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从而彻底打破"中心-边缘"的格局。城乡之间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状态,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差异得到承认和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相互包容与共同发展。

解构“中心-边缘”结构——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中心-边缘"结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看,"中心"和"边缘"在国际关系方面,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着"中心"地位,广大后发展国家则处于"边缘";而在一国内部,不论是中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都有其自身的"中心"和"边缘"。"中心-边缘"结构常常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这一结构的长期客观存在使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或群体面临着不利的环境。伴随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特征,当前在我国发展属于服务型政府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解构"中心-边缘"结构的关键。

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读加尔通的《帝国主义的结构化理论》

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当一个完整的国际社会出现后,世界就呈现出了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就是依据这一中心—边缘结构建立起来的。也正是这一"中心—边缘"结构,使"中心国"对"边缘国"的剥削可以持续地展开,也使边缘国的中心自愿充当将其边缘创造的剩余价值传送给中心国的"传送带"。"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复合性的解释框架,是与工业社会的竞争—协作行动机制交合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体现在竞争与协作之中的,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化却造就了中心—边缘结构,从而出现了竞争—协作与中心—边缘这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分析路径。加尔通的"中心—边缘"结构理论是基于道家的阴阳学说而建构起来的,他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思想贯穿到了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分析中,展示了一幅辩证法的世界图景。但是,道家的阴阳观似乎也把加尔通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使他在构想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方案时,无所建树。

危机转移视角下的金融危机解读

传统的危机态主要是以产能危机为核心特质的危机形态;而现代的危机态则是以信用危机为核心特质的危机形态。这两种危机态在发生机制、传导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使得经典的危机"中心—边缘"结构假说在解释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时陷入了理论困惑,但两种危机态的"中心—边缘"危机转移规律是不变的。我国应当在世界金融体系不断解构与升级的进程中准确地定位,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从金融制度、金融工具乃至产业发展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加以应对。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我国政府文化管理的创新

在新时期,我国政府文化管理体制面临内部的改革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为此,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秉持服务导向,突破传统"中心-边缘"结构,实现政府创新性变革,兼容道德自律性与制度化,对于我国政府的文化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冲突与融合:从媒介帝国主义到“新媒介帝国主义”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新冠疫情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文化环境、社会结构和世界格局都在悄然发生改变,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圈层之间的交流越发频繁和激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去认识不同文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同时在顺应时代趋势、争取话语领导权的基础上共建"世界文化",成为当前学界的重要研究话题。媒介帝国主义作为国际传播中一种重要的批判性解释范式,对认识全球传播实践、分析西方霸权主义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研究范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研究导向,有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展开深入分析,大体经历了从媒体强大效果论到有限效果论的转向、从文明冲突论到文化交融论的转向和从文化殖民论到媒介民主化的转向。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多次被学界重提和反复讨论,本质在于它是促进我们认识复杂的全球文化大流动活动的一种有力手段。基于对媒介帝国主义历史研究的溯源,对其研究范式的演变历程进行归纳总结,总体看来经过了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和多元化范式的演变。通过对媒介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研究转向进行梳理,同时结合时下全球媒介发展实践,发现媒介帝国主义在向"新媒介帝国主义"演化,所倡导的"核心-边缘"模式已经转变成为分散、多元和浮动的"全球联动-区域主导"的多级市场模式。新媒介帝国主义这种范式摒弃了"核心-边缘"的主导范式和帝国范式,本质上强调参与式范式,尤其关注不同主体在技术、资本和市场作用下产生的共建活动。新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范式可以被用来研究由跨国公司和技术巨头而非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文化扩张活动。这一视角可以帮助分析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媒介资本和技术巨头在文化交流、媒介扩张等活动中的行动逻辑,以更好地去理解其时代特征和影响作用。相比于媒介帝国主义,可以发现新媒介帝国主义活动中的行为主体、行动方式和行为目标都发生了改变。新媒介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以市场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为导向、以跨国集团而非国家机器为主体的常态化存在。研究发现其主要有以下三点新特征:媒介所有权高度集中化,平台型媒介快速发展;信息殖民主义活动隐形化,新技术加速帝国主义形态转换;媒介环境市场化,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助推全球扩张。要应对新媒介帝国主义的发展态势,发展中国家在未来需要不断提升在新媒介技术研发、通信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等活动中的参与感和话语权,以对抗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台寡头的技术垄断、政治控制、文化入侵和资本剥削。

边缘心理学:心理学共同体不可忽略的边缘

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借鉴“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予以审视,因为心理学亦存在发展不平等,出现中心和边缘的态势。研究对象中的“他者”和研究取向中的“另类”表征边缘心理学,处于科学心理学的边缘。该文以本土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为例,分析了研究对象的“他者”;以叙述取向、修辞取向和后现代取向为例,分析了研究取向的“另类”。最后,结合“中心-边缘”的结构模式,分析“他者”心理学和“另类”心理学的价值皈依,倡导破解边缘心理学“他者”和“另类”的污名。边缘心理学面临“边缘情境”,但不能形成“边缘人格”,更不能适应“边缘文化”。

驯化数维坦:反数字支配的复合方案

作为数字社会中的新型组织形态,“数维坦”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数字支配问题。本文试图从数字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入手,分析数字支配方式及其形成原因,寻求驯化数维坦的可行方案。本文的中心命题是:身处数字铁笼之中的人们,和“政治数维坦”“商业数维坦”打交道已成为其数字化生存的重要方式;自发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不可避免地引发数字支配。本文讨论数维坦施加在人们身上的权力主导型、资本驱动型以及合作共谋型数字支配形式,指出驯化数维坦可基于“强边、限中、制衡”的思路,修正当前数字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通过构建完整的反数字支配体系,消除数字资源与算法权力不对称分布、算法不完美、固有偏见等产生的消极影响。

依附中超越: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改革探索

2013年以来,为拉近教育和产业的关系,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深化产教融合向应用型高校转变。然而由于经费、声誉、师资、科研、政策等方面的劣势,应用型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依附于居于中心地位的研究型大学。这种"中心-边缘"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造成应用型高校在产教融合的目标定位、经费投入、学科专业调整、校企合作和"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中举步维艰。应用型高校在主动依附中寻求特色,政府对应用型高校的资源倾斜、放权与赋责,有助于应用型高校超越结构性限制,深化产教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