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司法解释评析

学界对行贿犯罪中"不正当利益"能否等同于"非法利益"有所争议,但肯定性观点比较妥当,而且"不正当利益"是指"非法利益"也曾有司法解释采用,"非法利益"评价的标准是法律。只要采取行贿手段谋取的利益,无论该利益是否合法,都应认定为"不正当利益",司法解释的"谋取不正当利益"采纳了"手段不正当说"。"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这属于对"谋取不正当利益"做一般解释之后又做的一种特别解释规定,可简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特别规定"。

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研究

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不确定利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与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是判断利益正当与否的法律依据。学界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取消说和保留说的分歧,但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限制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价值,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治理受贿犯罪,因而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不宜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

刑法解释的变与不变——以行贿罪构成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为视角

行贿罪必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法定构成要件,是我国立法机关经过审慎考察我国国情、国外立法之后的选择。何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司法实践、刑法学界存在争议。关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体现了刑法解释的变与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解释结论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刑法解释的边界又是可以划分的。恰当地理解刑法条文,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与历史传统之中。

行贿犯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刑法解释

经济行贿并不要求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选择性双重层次的内部结构,这亦符合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拓展性地解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实践要求。如果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本身并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但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应当以行贿人对此问题的明知作为充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基础。不能因为贿赂过程中的请托事项不明确而排除"感情投资"的行贿犯罪性。

监察视角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解与适用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和相似罪状描述出现在《刑法》8个条文中,因而对利益的正当性判断是正确认定和处理相关贿赂犯罪案件的关键。在新时代监察改革背景下,突破现行司法解释和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思维,回归运用最基础的语义解释等方法,明确正当利益是指合理合法的利益,反之则为不正当利益。结合司法实践,对利益、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辨析和适用提出见解。

论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构罪的必备要件始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对此予以继承和保留。此前,1985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规定,行贿罪必须以“为谋取非法利益”作为构罪的必备要件。而1979年刑法则不要求行贿罪是否具有谋取利益的问题。

行贿定罪应跳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束缚

背景:据《京华时报》报道,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矿山环境治理项目评审专家周某,收了210万余元的咨询费后,帮助企业向原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环境资源处处长姚劲松打听相关项目资金的审批情况,并给姚50万元感谢费。北京西城法院认定姚劲松构成受贿罪判刑10年半,周某虽然行贿,但法院认定未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判无罪。

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评析

行贿罪的主观要件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不正当利益”的涵义，但是仍争议不断。席文在探讨“不正当利益”的涵义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行贿罪中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正确性。

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研究

行贿罪是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正当行使职权为其谋取利益的行为。行贿罪是财产型职务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当以行为人谋取的利益正当与否来判断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务正当与否来判断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省思

受贿罪中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之构成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构成地位、性质和认定标准,一直是受贿罪适用中的争论焦点。我们不能把不正当利益直接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情节,而只能通过行为有关的用语去界定,对"有枉法行为的"从重处罚。

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

９７９年《刑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补充规定中对受贿罪一直没有规定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只是在《补充规定》中规定行贿罪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但对什么叫不正当利益，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因此，对“不正当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

贿赂犯罪不完全对向性的补足:并重惩治

我国立法及司法对贿赂犯罪的处理,素来受到“重受贿,轻行贿”传统观念的影响,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的立法存在构成要件、量刑设置、罪名设置、追诉时效等方面的不对向,使得司法实践产生行贿方主观不对向、受贿方客观不对向,同案处罚不平衡、不合理等司法困境。《刑法修正案(十二) (草案)》对行贿罪量刑的修订实际上是对“行贿受贿并重惩治”刑事政策的重申。落实党中央“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重要决策部署是司法机关的思维模式向“行贿受贿并重惩治”转变的重要前提,将行贿、受贿之于贿赂犯罪处理置于同样重要的环节及位置,处以轻重相称的量刑标准是“行贿受贿并重惩治”的应有之意。要合理解决贿赂犯罪不完全对向性所产生的司法困境,还需要慎重审视“行贿受贿并重惩治”刑事政策实现的现有障碍,着重表现为行贿犯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问题,并善用“囚徒困境”理论,解决并重惩治协调性问题。

速览

山东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孙述涛涉嫌受贿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山西省大同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大同市检察院已向大同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孙述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行贿罪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理内涵

"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解释论的核心问题。为了实现行贿罪的法益保护目的,保证行贿罪构成要件结构的完整性,应当将解释方向由行为人一端转换到国家工作人员一端,将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违背职务作为判断行为人所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的标准。由此,在立法文字上缺失的"违背职务与给予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就在解释论上被建构起来,被补充进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国家工作人员违背职务,包括违反规则与违背原则两种形式。在适用2012年"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时,可以抛弃前段中关于实体违法利益的无益规定;在适用该条第2款时,应当注意规范对象已由行为人回归到国家工作人员,注意"酌情决定"与任意处置性职务行为的区分,注意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误区与出路

自《刑法》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成立的必备要件以来,对该要件的解读就一直存在分歧,有关该要件的存废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息。如果不区分主动行贿与被动行贿,一味地扩大解释就会走进误区,无论主张保留还是废除都是偏见。加大对行贿的打击是反腐的方向之一,区分主动行贿与被动行贿规制行贿行为,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将成为应然的立法选择。在主动行贿中应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被动行贿中应保留"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应对其作限制解释。

声明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我委)授权成立虚假的自然科学基金试点社区,并开设相应APP,诱导公众点击注册,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非法行为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扰乱了公共秩序、侵犯了我委合法权益。

合作投资型贿赂的认定及不正当利益处置

【案情】2005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张锐均利用担任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道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办事处常务副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817万元、港币100万元,折合人民币905.07335万元。案发后,张锐均退清全部受贿赃款。2007年至2016年期间,原东莞市莞城区人大联络委主任张锐均请托时任东莞市莞城街道党委书记、东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检养(另案处理),利用职务之便,为张锐均控制的巨汉实业公司购买巨汉灯饰位于东莞市城区天宝工业区的土地和厂房及取得土地使用权提供帮助。

对行贿罪中不正当谋取利益的理解

行贿和受贿是一对孪生体，有行贿犯罪就有受贿行为，有受贿犯罪就有行贿行为。行贿人往往是贿赂行为的发起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行贿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不亚于受贿犯罪，但长期以来打击受贿犯罪备受重视，行贿行为却多被追究。司法实践的不足，使行贿罪未能得到理论的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对构成要件中影响定罪至关重要的“谋取不正当利益”，虽有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释多次界定，但仍是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