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往还间“主义”概念的古今转换

“主义”是中华古典词,意谓谨守道义、主张等,今指某种理念或思想体系及信念,也指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特定方式或方法。其古今转换是通过近代东西对译(与principle、~ism及doctrine)达成的。新名“主义”早为明治日本人创译并使用,于清末传入中国。在其生成、生长、流转过程中,“主义”概念于中日两国被赋予多样意涵及本国元素。这一过程彰显了汉字文化生生不息的基本品格。

教育研究的“主义”论述与知识学方式的分野

从"主义"论述到知识学方式实在、客观地表达了近年来教育研究的一种时代转向。这一转向从以下的研究分野中清晰地呈现出来:(1)论者的话语位置;(2)论述方式或手段;(3)研究者的态度。同时,也标示出我国目前的教育研究切入了教育研究的本质。

如何才能“主义”?——沪上三学人关于“别现代”的一些论争

王建疆先生提出了"别现代"的问题,并呼唤当代中国学界进行"主义"创新,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话题。但是,任何"主义"的建构都有自身的问题基始与逻辑推演,只有满足了"主义"创新的基本条件,"主义"才被创造出来。文章结合"别现代""寻找中国独特问题""朴学是不是主义"三种观点,提出了"主义"创新三条件:一,有要研究的具体问题;二,有不断凝聚的具体方法;三,有坚定不移的思想追求。与其寻找独特问题予以创新,不如从现存问题研究中自然创新;与其期望一蹴而就,不如把创新视为一个自然生长过程。

论鲁迅小说中的“主义”与“问题”之争

“主义”与“问题”之争是自“五四”延宕至今的思想界图景和经典话题。“五四”的参与者、在场者的鲁迅与这场论争之间存在介入关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鲁迅与这场论争的关系还不止停留于普通意义的关涉之上，这正如鲁迅本人在《呐喊·自序》中所述——“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理解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现象的“主义”

政治生活方式由各种各样的“主义”来界定、评价和引导,是一种现代政治现象。虽然在古希腊已出现以“主义”为后缀的构词,但只是指代一种行动或行为的方式和习俗。现代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义”在西方古典政治中并不存在。伴随着现代早期的宗教改革、政治革命和认识论革新,“主义”历经学说化、平民化与标签化的转变过程,奠定了其现代形态。“主义”话语的编织及其对现代政治秩序的影响,受制于关于人性、社会和政治的一般性事实,并在社会不断理性化的趋势中受到挑战。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须澄清三大“主义”误区

国际规则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往往使其负载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等思想内涵。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信守国际规则的同时，必须正视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全球主义与爱国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思想之间的关系。

“问题”抑或“主义”——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争论与反思

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真正开始以来,"问题"取向与"主义"取向一直就是学界争论的研究价值选择的问题。该问题争论的本质是,高等教育研究究竟应该关注实践问题还是应该关注学科建设问题。随机抽取两个权威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高等教育研究》(武汉)与《江苏高教》(南京),对这两个杂志2010年所设栏目及发文属性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问题"取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研究的主流;"主义"取向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存在着先天不足与种种弊端。由此来看,研究的"问题"价值取向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问题”到“主义”: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发展与质变

民生问题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重大问题。对此,中共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制定不同的施政原则,以更好地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由此而言,民生问题也就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便是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身处北洋军阀执政动荡不定年代,其民生思想和实践也仍然值得高度重视。本组文章即主要围绕"民生问题与中共早期实践"这一主题,并以李大钊的民生思想和实践为聚焦点展开探讨。应该说,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对于搞清楚李大钊民生思想和实践的相关史实,深化李大钊研究有着诸多助益。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共在历史上认识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及教训,丰富对中共早期民生思想和实践的理性认知。当然,相关的探讨或许也可为当今社会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新文化运动的“主义”对话——以青年张闻天的文学、思想为中心

张闻天是中共革命史、党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成为职业党人之前,张闻天因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而登上新文坛,曾是一名热情浪漫、笔耕不辍的文学青年。他身为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的活跃分子,编辑过《少年世界》《南鸿》等新文化刊物,译介过托尔斯泰、泰戈尔、王尔德、柯罗连科等名家作品及理论。张闻天尝试创作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各种文体,所写长篇小说《旅途》比茅盾的成名作《幻灭》还早三年问世,且体制上更为宏大……学界对张闻天早期的文学活动已有不少研究,往往从中寻找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迹象、论证其人成为中共党人的必然性,虽然在资料收集、理论阐释、文本分析等各个方面成果颇丰,却基本未能越出“文学张闻天”补充“政治张闻天”的格局①。

毛泽东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下半年，中国思想界发生过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关于毛泽东同这场论争的关系，学者之间意见不一。有的说，在论战中，为了打击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的有害影响，毛泽东特别强调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当代文学的“主义”更替与现实窘境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由于所依托的历史背景的特殊性 ,当代文学的价值追求和构成相当复杂。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整体价值和成就 ,从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当代文学的活跃特质决定了它的研究视角以及价值定位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而每一次当代文学史的重写 ,都意味着一次价值的重估。在历史进入 2 1世纪的今天 ,站在当下立场上重估当代文学已颇为必要。本组笔谈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初步的尝试。

我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从近现代世界史看。大国崛起普遍伴有思想方面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中国是超大型国家，所以更应能在崛起过程中做出世界历史性的这种贡献。但我们首先应当想明白：如果我们厌弃主义、只究问题，这种贡献究竟还有多大可能？

别一种唯物“主义”:德里达如何“解构”马克思

为解构“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创造了diff啨rance(延异),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唯物”事件。这个词活跃在主体或先验意识结构之前,暴露了在逻各斯的说话结构之外吐露真相的“物质内容”,打开了一个空间的十字路口。“解构”作为一种“异”的哲学形态,既不同于东方思想强调“合”的传统,也不同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分析传统,所以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所谓“解构”的异的空间,是在堵塞纵向或深度思维模式后的增补式活动空间,是各种活动要素之间横向的并置排列关系。在德里达的异域空间中,精神活动的统一性变化为精神活动的分裂性。德里达诉诸的“延异”,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或“扬弃”等辩证法概念。所谓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构”,就在于德里达所理解的事物的出场和传播方式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即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可以以一种脱离了逻各斯中心论框架的方式“出场”。

多做实事，少作空谈——评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本文对胡适当年提出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引起的论争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胡适的初衰是反对当时王捐唐提出的民生主义,并非专为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真实意思意图在提倡一种戒空疏、倡务实的学风,有其值得重视的方面.

咨询的“主义”

咨询者从来都不缺乏知识、理论、思想、创意、变革热情与行动，但有没有“主义”，怎样实践自己的“主义”？是判断一个现代咨询组织的重要标尺。

从“主义”的对抗到制度的比较:资本主义重新认识自我

“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在经历了短暂狂欢之后，再次陷入茫然无措。苏东集团的解体使以意识形态二分法为基础的认知标准失去了意义，原来拈手即来的参照系不再能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的对比和论证。而福山所憧憬的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带来的“历史终结”似乎迟迟未至，相反...

让读经不再“主义”

2004年被学术界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如此命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年发生了关于“读经”之争。从1994年中国台湾的知识分子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开始推广读经，到今天“读经运动”已经开展了十几年，据说其在大陆的影响也很大，有数百万的儿童先后加入了读经的队伍。然而，读经被广泛关注则是因为2004年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的蒋庆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一书的出版引发的一场争论。可以说读经因为“主义”而被关注，那么，我们且来看看主义者的读经主张。

孙中山以“主义”立党学说

孙中山非常重视主义在政党中的作用,他认为主义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种信仰可以使得天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共同致力,而这种主义又可以聚天下英才建立一个党。主义立足于党只是第一步,在立足于党之后,主义还要立足于民,使得百姓支持这种主义,达到使党立于民之中,并最终实现以党治国即以党的主义治国,以期最终完全实现主义。而在这所有过程中,主义必须贯穿始终,以主义立党,以党实现主义。

70年来中国人口与社会政策的演变--兼论“问题”“主义”与“GPP”

本文试图从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简称GPP)角度高度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与社会发展的曲折经历,并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基于公共政策系统分析和历史-比较方法提炼出"变迁中的经济国家"概念范畴,打破国际上社会政策学科由福利国家统领的局面,使各种发展型与非/反发展型国家GPP模式探讨亦成为可能,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提供比以往"问题"与"主义"焦点之分更为完整贴切的理论框架。概言之,关于人口与社会70余年变迁的主要观点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的是与西方福利国家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2)"主义"之争导致GPP政治化,"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对于计划经济及计划生育的失误负有重要责任;(3)经济方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经济国家GPP去政治化,改革开放搁置"主义"之争更是进一步加速了物质生产自由化发展;人口方面,则在经济国家"两种生产"指导思想下推行计划生育,不惜采取强制性一胎化政策;(4)"唯GDP论"和"一切向钱看"积累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同时,政府在改革开放中被去经济化(下放企业自主权、利改税等)亦越来越有余力研究解决这些问题;(5)21世纪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中共十九大提出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既求充分又求平衡的发展战略,标志着"后经济国家"新时代的到来;(6)面对婚姻家庭解组、生育意愿低下、人口急剧老龄化等严峻挑战,新时期GPP重点再次转变,很大程度上将从"人口与经济"转向更为全面和动态平衡的"人口与社会"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之初被搁置的"主义"之争亟待在更高水平上研究出科学合理的答案,以彻底解决各种"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