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影人、文学改编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对现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

“二战”后,随即发生国共内战,大批大陆居民涌入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香港地区人口从1945年的60万,一路攀升到1961年的300万,①其中也包括了大批电影人,东西方冷战格局很快造就了香港政治局面的复杂和文化产业的多元,这些南下影人也分成“自由影人”和“进步影人”两大文化阵营。1950年,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外地电影输入暂行办法》,加强管制1949年以前无限制政策下输入的香港电影,1952年新中国政权加强管制香港电影的输入;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只批准在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注册成员所制作的影片才能输入台湾,如此看来,电影公司立场必须先明确,才能有生存管道。

“文学成香港必需化”之思

拙作《“香港文学目立”之思》一文中曾提及:“……既聚蓄不到一股可供发挥运用的实力（指香港文学文化界人士）便更谈不上前去跟以物欲化浅薄化为主流的商业社会搏斗取胜了。”该文于八九年十月二十日《星晚》“大会堂”发表后十二天,《星晚》于十一月一日见刊的“教育特刊”版首头条标题是这样的——《浅文化的青少年/肤浅空洞跟潮流/责在教育及传媒?》,内文有如下的一段:“在指责我们的青少年肤浅、空洞爱跟潮流之余,试看看那些在内涵上肤浅,千篇一律,但在包装上千变万化的所谓潮流,无论是服饰、歌曲、玩意、回头禅等等,不都是成年人制造出来的吗?由是观之,青少年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重围里,他们有选择吗?要指责,也须先指责那些制造‘浅传播文化’的成年人。”隔天的十一月二日,《明报》

“当前化”批评中的史家风度——评黄维樑的香港文学研究

在文学处于社会最边缘的香港,搞文学(这里自然指的是所谓“纯文学”)创作已是十分艰难,而要安于寂寞去进行文学批评,从事学术研究,就更需要勇气了。有人以为其“难”可与李白上蜀道相比。何况香港是不是有文学,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水泥岛”,尚且众说纷纭,谁要去研究什么香港文学,岂非“沙漠”里种花,“水泥岛”上植树吗?

学科泛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

从网络搜索看,国内明确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与学科泛化"的时间是2001年。此后间有文章出现,但过于零星,也不够深入。通过李?平教授,我们约请了一些有兴趣的学者来集中讨论。从收到的6篇文章看,共同点是,都对目前文学理论发展现状不满,也都认为有许多弊病应该克服,并对重建抱有信心。但对文学理论如何应对学科泛化,需不需要自性,如果需要,如何处理与泛化的关系,如果不需要,将如何生存、发展等问题,各人意见却不一致。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比较自信,认为文学理论没有泛化也不需要泛化,而要发展。童庆炳先生认为,有些自称泛化的论文,其实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一种社会学研究。这不仅因为它们将目光锁定在以电子为媒介以消费为宗旨的文化现象上,而且所使用的理论资源也来自社会学家。文学理论要发展,应老老实实把文学文本放回到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李春青教授认为,文学理论有沉寂但没有泛化,相反还在深化、细化着。他从反思、阐释和自我认同三方面认真说明了未来文学理论的可能路径。第二种持怀疑态度,认为被国家意识形态、旧的学科体制及规训制度所操控的文学理论可能正在失去活力,也许需要某种泛化来恢复生命力。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学理论能否应对现实、是否全知全能的怀疑。赵勇教授指出,传统文学理论解释第一种文学(纯文学)得心应手,但对第二种文学(按配方生产的大众文学)却束手无策。陈思和评论《兄弟》进退失据,证实了若缺少文化研究维度所可能出现的尴尬。他还担忧,有些人的学科化冲动有可能使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潜力尚未发挥又堕入制度化泥坑。李?平教授简要追溯了文学理论在学科泛化背景中发展的历史,还仔细考察了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构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在说明如果褪去国家、民族、政党等强化意识形态的冲动,泛化很可能是未来文学理论的趋势。第三种看法比较矛盾。杨守森教授认为文艺学的学科边界、自性和合法性都较清楚,没有多少讨论余地,但旧的学科体制和被束缚的学者却有许多问题。他直面指陈了问题并渴望解决。第四种是综合说。陶水平教授从狭义、广义和折中义文学观出发,认为传统文学理论所面对的是狭义文学,所以不存在危机,但在面对当今社会十分活跃的大文学(广义、折中义)时,却必须引进文化研究。然而后者不是发展方向,只是一种启发法。各位学者思想解放,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每篇细部都有许多闪光点,也提供了许多进一步思考的路径,特别需要心识默察。以下如实刊载,以飧读者。尤其感激童庆炳先生病后修养期间专撰此文,支持笔谈!

论香港早期新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海洋文化因素是香港早期新文学中的一个“显性”的、“弥漫”性的存在。香港早期新文学涉海题材作品数量众多,普遍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各类文体当中。这种“亲海性”是内地同时期文学作品所鲜见的。香港早期新文学中的海洋书写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审美内涵:一方面延展了内地左翼文学带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等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具有“理念化”的书写特征;另一方面具有多维的抒情品格,既有本土作家在书写中注入的亲密无间的感情,亦有外来者所感受到的异文化审美质素,同时更多地裹挟了家国变动在内心投射的创痛情绪;最为独特的是香港早期新文学的海洋书写具有一种日常化的品格,它与居民的交通、娱乐、住宿等现实中的生活情状“胶着”在一起,并在殖民统治下呈现出多重迥异的海洋文化空间。香港早期新文学中的海洋书写构成了香港新文学的独特肌理,它或者是我们进入香港文学的新的“入口”,潜在的通道。

黄万华新著《百年香港文学史》出版

黄万华新著《百年香港文学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书分早期（19世纪后期—1945年）、战后30余年（1945年-1970年代）和近30余年（1980年代至今）三个时期,讲述百年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全书在＂香港文学与中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地域文化等）＂的背景下,从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凸现香港文学传统的形成,侧重文本细读中的香港文学的经典化,讲述香港文学最有经典型价值的创作和作品,史料的翔实、论述的新和深都努力体现最新成果.

《特区文学》中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特区文学》一度成为传播“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阵地，从1990年代中期前以“主旋律化”的香港文学为传播重心到1990年代中期后以“艺术性准则”来取舍相关文本，都体现了期刊鲜明的地方意识形态导向对文学传播的制约。传播语境对于文学传播的这种决定性影响，使得“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中，“差异的成分”被过滤稀释，“他者”成为了“自我”的影子。《特区文学》中“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始终是特区文学的和谐分子。

城市美学视野下香港城市中的“他者”

从横截面上看,由于香港都市文学的叙事策略建立在香港长期的殖民地语境之上,因此不同时期的香港文学都呈现出一种共性,即借作为本体的乡土对作为"他者"的殖民文化进行批判;借作为本体的传统对作为"他者"的消费文化进行批判。然而,随着香港城市本身融合的异域特质和外来文化特性的日益浓厚,"他者"的所指在文本中被悄然置换了:乡土和传统已然被外化为都市香港的"他者";而在多个层面上都背离了内地乡土和中国传统的香港本身,也已成为一座"他者化"的城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冷战文化、南下影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研究

本文将香港地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冷战文化、南下影人和文学经典化的三重视野入手,分析和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与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中国内地现代文学、中国香港现代文学)改编的时代背景和生存状态,还原和阐释特定时代香港左、右派文化对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贡献,也为展示和分析一代南下影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创作精神留存最宝贵的文学研究个案。

充满知识与智慧之书——读黄维樑散文集《至爱》

王蒙曾提出作家要学者化,其实,学者也不妨作家化。在这方面台港地区的学者大都不像内地学者那样单打一。他们在教学和科研之余,常常从事创作。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博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研究中国的诗学、新诗理论、语法修辞、港台文学,论著一本接一本出。同样他的散文创作也像一朵朵莲花在当代文坛上飘来阵阵清香。继《突然,一朵莲花》、《大学小品》、《我的副产品》后。

典律的生成——近四十年香港小说选之编选法则与身份建构

香港小说选集的出现标志着香港文学的正典化及身份建构的过程。自1967年起出版的香港小说选集57种,收录了1587篇小说,从中可以说明编选者的美学眼光,使香港文学成为一个可以再生与再消费的文学场域。从简介香港小说选的概况,包括出版时间、地点及编者和作者背景,可以看出小说选的出版与香港小说发展的关系,以及小说选集的两个编选法则及轨迹,即"从新人到经典"以及从"从写实到艺术",由此亦可见近年小说选身份建构的两个趋向,即"论述的建立"与"华语系文学"定位的可能性。

阅文集团上市对网络文学的启示

2015年1月，腾讯文学与原盛大文学整合，形成了新的公司“阅文集团”，对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等网文品牌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和运营。2017年11月，阅文集团在香港上市。在阅文集团当中包括了900多万部作品。阅文集团的上市对于网络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模式，在当前泛娱乐化的阅读模式下，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向需要做出适当地改变。

读书明理——为香港天平专业学院成立所作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有一个重要的老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传统最正确的答案，便是“读书明理”四个字。明个什么理呢？是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人本来生来就是人，个个自然会做人，哪里还要有什么另外一种做人的道理呢？不错，人本来就是人，原始也和世界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