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英译本的“义、体、气”三合——《道德经》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文章翻译学的“义、体、气”三合为理论依托,通过比较分析Auther Waley和许渊冲的《道德经》英译本的译介策略,探讨译文和原文是否能够做到三合,即“义合”、“体合”、“气合”。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挖掘《道德经》不同译者如何发挥语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可为完善《道德经》的译介策略作出参考意义。

中国传统“义”文化的精神意蕴和当代价值探赜

“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的准则。传统“义”文化的精神意蕴体现在礼仪风貌、恰当适宜、公平正义和情谊仁爱几个方面。传承发展“义”文化,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以恰当适宜为尺度,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实现共同发展;以公平正义为准则,实现文明和谐。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义”文化既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也是互帮互助的众志成城,更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论董仲舒“仁”“义”“智”三种观念

董仲舒“仁”“义”“智”在政治管理领域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忽视。董仲舒首次将仁智论运用于政治统治,并以“天”之乐与“生”之善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董仲舒对先秦“仁”“义”观的继承和发展,利用儒家的学说,对“仁”和“义”的内涵进行了再一次的整理,把对个体行为的判断标准扩展到了对君主的行为。本文主要论述了董仲舒“仁”“义”“智”三种观念。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义”辩

“义”辩范正刚一“义”之本义《说文》解释为己之威仪，从我、羊。古时也有解释“义”与善同的。《辞海》选择了前者，认为“义”是仪的古字，指威仪。羊在上古往往是财富的标志，从我、羊之“义”其意指对象当是拥有财富的奴隶主。考察此时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一套由君...

论“义”德

“义”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有重要的地位，与“仁”一起构成中华民族的灵魂。“义”的内涵有其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且与诸多道德规范发生联系，在封建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应批判地继承“义”德的精华，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易》墨“义利观”略论

《易》墨“义利观”略论舒大刚梁启超先生曾论儒墨的根本对立，曰：“要而论之，利之大原出于天，而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此墨学之纲领也，其与儒教之根本差异处即在于是。”又说：“儒墨之异同比较，有最明显之一语，即儒者常以仁义并称，而墨者常以爱利并称是也。曰仁曰...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仁”“义”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与道德原则的总结，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是安定国家、稳定社会的最普遍的道德规范。孔子继承前辈思想家，已分别提出了这些道德规范，孟子明确指出“仁、义、礼、智”四德，尤其强调“仁义内在”。西汉贾谊、董仲舒正式提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道，将这五种基本道德原则视作人的“常行之德”。

“意”“义”的不同及其易混淆词语辨析

"意"和"义"在古代汉语中各自成词,且意义泾渭分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义项的增多,人们对二者及由二者作为词根构成的词语在意义上产生了模糊,甚至混为一谈。围绕"意"和"义"辨析的必要性,"意"和"义"义项对比,易混淆词语辨析及特例展示四个层面来进行论述,力求让人们对"意"和"义"的意义有个清楚的认识。

中国传统道德中“仁”与“义”的对立统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存在着统治阶层和思想阶层的“大传统”与平民阶层的“小传统”之间的分野,前者宣扬仁爱与礼教,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后者则崇尚情义与平等,信奉以“义”为特征的道德观念。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存于同一社会中并相互融合。

孔子与《春秋》“义”——《孟子·离娄下》“其义则丘窃取之”辨

《春秋》与孔子而言,其着眼点在于“义”。《孟子.离娄下》云“其义则丘窃取之”有两层含义:其一,鲁《春秋》等各诸侯国的史册文本本身有的就有“义”,这些“义”因得到了孔子的认同与赞赏,所以就保存在《春秋》中;其二,鲁《春秋》等各诸侯国史册文本本身有的没有“义”,或者虽有“义”,但并不一定有什么“深义”,而对于这些无“义”或“浅义”的各诸侯国史册文本,孔子则进行最大限度的挖掘和阐释发挥,从而也加进了自己的“义”。

说“意”道“义”

一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以下简称《现汉》）将“正义”’、“道义”的“义”与“语义”、“词义”的“义”处理为同形词关系。将前者标为“义”，下列六个义项：①公正合宜的道理；正义；②合乎正义或公益的；③情谊；④因抚养或拜认而成为亲属的。

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义”与“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双方在政治、外交、经贸、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中非交流与合作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中非之间的利益，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具有更深远的世界意义。然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均深陷于西方媒体刻板印象化的负面报道之中，并且非洲社会对中国发展及其与非洲的合作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与认知。

“义”文化浅探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涵义是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它要求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准则。论文意在探究"义"的本源,义的主流内涵及在民间的衍生意义。结合现实,说明人与人之间"义"的不可缺失,让大家意识到现代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任需要遵守"义"的原则,甚至人类的长远发展都离不开"义"的精神。

《水浒传》中“义”之价值论衡

"义"是兼容古代诸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水浒传》的灵魂。《水浒传》中"义"的正面价值和局限性都很明显,它既包含以义揽才以义待才的较合理的用人观念、保持集团内部稳固与平衡的组织优势、辅国安民的崇高目标等正面价值因素,同时也存在界限模糊易变质、忠义两全牺牲义、孕育变相的不平等的局限性。因此,在和谐社会视角下,认识《水浒传》中"义"之实质,构建新型"义"的价值观念至关重要。

“礼”与“法”之源——试析古代法律文化“义、仁”观及其整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思想是世界文化及中华文化的一座含金量极高的宝库,凭“仁”德为其内涵的精粹,以“礼”、“法”的外延构筑了整个社会秩序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体系。本文试图对“仁”之前的“义”即在古代社会广为流传并为古代所接纳的社会公正、正直、正义思想,做一些考察,以求理解其后来随时代社会变迁产生的转化整合,从而更好地认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阶段中的普遍性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