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网络平台返利市场演化博弈模型及策略分析

为了探究网络返利市场的演化规律,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由消费者和网络平台组成的返利市场主体博弈模型,探究了返利市场的动态决策过程、演化路径、规律及影响因素,给出了均衡解应满足的条件.结果表明,当消费者购买返利产品和不购买返利产品的效用之比大于1和网络平台成本收益比小于1时,系统会向着利于返利市场发展的方向进行演化,在此条件下返利市场的发展与购买返利产品的消费者初值、开展返利的网络平台初值成正相关,而消费者获取返利信息的信息成本及网络平台开展返利的业务成本会抑制返利市场的发展.

梯次利用后动力电池回收演化博弈分析

为更好地处理和处置梯次利用后报废的动力电池,助力“双碳”目标,需探讨这类动力电池在逆向物流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成本及效用。通过建立“双碳”目标下的政府、梯次利用企业和再生回收商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并对各博弈主体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研究,讨论关键参数对参与方行为演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效益显著影响政府和梯次利用企业的策略选择。环境效益降低时,政府更倾向于宽松监管,而梯次利用企业则更倾向选择第三方回收战略。(2)提高政府抽查概率可以促使梯次利用企业与回收商选择参与回收作为稳定策略,但两者在同样条件下对战略选择的敏感度不同。因此,监管政策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监管和处罚,尤其是加大对梯次利用企业的监管处罚力度。(3)当梯次利用企业和回收商共同搭建的回收渠道的总成本不变时,其成本分摊系数的变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

双重关系影响下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多元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种植户和资源化利用企业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为了推动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从系统稳定性视角,构建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养殖场、资源化利用企业和种植户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资源化利用的演化机理,随后基于江西正合环保工程公司罗坊镇大型沼气工程项目运营数据进行了仿真分析。研究表明,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存在四种稳定状态,演化至何种稳定状态取决于企业和种植户的策略选择;受双重关系的影响,政府补贴并非均有利,对企业实施补贴,能够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但会对种植户产生“挤出效应”,演化至低水平市场化利用状态的趋势加强,而对种植户实施较少的补贴则能够强化两者的合作关系,进化至高水平市场化利用;使用商品有机肥潜在收益的提升能够强化两者的合作关系;化肥价格的提高,会迫使种植户放弃竞争关系,选择合作关系导致利益受损;废弃物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导致资源化利用退化至养殖户自行处理状态;废弃物购买支出的减少,虽然会改善企业策略选择,且不会对养殖户策略选择产生不良影响,但受制于竞争关系,难以让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达到稳定状态。

政府监管下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闭环供应链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和政府实施奖惩机制双情境下,构建了“制造商-梯次利用商-政府监管部门”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条件下,三方博弈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探讨了各因素对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采用数值仿真分析验证了重点参数变化对演化博弈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间互惠合作与政府设定合理的奖惩机制均有利于提升产业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政府增强奖罚力度有利于规范企业行为,但增大奖励会使政府严格监管概率下降,政府监管部门在发挥奖惩机制效用的同时对市场进行严格监管,更有利于梯次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基于不同社会主体视域下的孟子义利观新探

义利观的问题早在先秦儒家便已开始讨论,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阐发出新的智慧,故义利观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精髓。孔子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的残酷现实而开启对“义”与“利”关系的思考,并深刻影响儒家后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作为儒家思想的传人,孟子继承与发展孔子义利观的有益部分,其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分析,以此得出适用于各类主体稳定发展的价值观层面上的结论,这也促使孟子形成颇具实用色彩的义利观。在孟子看来,作为施政主体的君王,不仅需要“以仁治国,先义后利”,还应当“以民为本,先利后义”;作为普通个体的百姓,则应该“以义制利”,在必要的时候选择“舍生取义”以实现自身的价值。纵观当今社会,“看客心态”、盲目逐利等现象层出不穷,而孟子的义利观可以依据现代社会的需要而被辩证地汲取与采纳,这对于解决当代的社会弊病,提高大众的道德素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烛之武退秦师》窥见义利关系的三重真实

《烛之武退秦师》是《左传》中的名篇,这篇文章在记叙秦晋围郑以及烛之武巧舌如簧说退秦师的史实以外,在同一历史情境下,通过对秦穆公“说”、烛之武“许”和晋文公“不可”三处细节的刻画也暗含了不同人物的义利选择。因此,通过对人物身份处境与行为动机的分析,理解这三处细节,有助于揭示出隐伏在叙事之下的义利关系的三重内涵:以利为先、以义为先、义利两全。

中国传统医德义利观探新

谈及传统医学道德中的义利观,学界常以重义轻利为内容进行认识和把握,仅以此来理解义利观有失简单。实际上,传统义利观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这些内容。首先是不能贪利忘义,其次是义利并进,最后是舍利取义。这三项内容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传统义利观的内涵,展现了重义轻利的价值立场。义利观是传统医学道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理解义利观,影响着对传统医学道德整个思想的认识,也是探讨传统医学道德现代价值的一项基础工作。

足利义持对明断交与其内外政策的联动——15世纪前期明日外交中断原因新探

足利义持并非继位之初便决心与明朝断交,其付诸实践的契机是支持对明贸易的幕府管领斯波义将去世。足利义持时期,日本国内将军与守护大名的权力结构不同于前代,禁倭政策变得难以维系,这是停止对明外交的现实原因。再者,足利义持为对抗后南朝势力,致力于抬升天皇家的政治地位,就必须避免因接受明朝册封而引发“日本国王”与天皇关系的难题。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建立在其专制权力之上,本身具备特殊的历史条件,足利义持只是在特殊条件消失之后,促使足利幕府回归到原有的状态。足利义教继位后,上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明日外交进入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碳交易背景下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回收策略研究

“双碳”目标背景下,退役动力电池如何实现低碳处理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碳交易背景下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三方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模拟仿真,研究三方主体的最终演化状态以及相关因素对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产业链中三方主体最终在政府引入碳交易、回收处理商选择梯次利用、汽车生产企业消极回收处达到稳定均衡状态;政府策略决定了回收处理商的策略选择,增加补贴和提高罚金都会提高回收处理商选择梯次利用的概率,增加对汽车生产企业的补贴也能提高积极回收的概率。最后提出研究启示,政府应该尽快将新能源汽车行业纳入碳交易市场中,明确其在退役动力电池回收方面的监管作用,促进汽车生产企业积极回收,加快新能源汽车行业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贝叶斯博弈框架下期权组合套利研究:理论模型与市场数据验证

期权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套利手段,现有理论模型多基于完全信息市场假设对套利行为的机理进行描述,且在预测套利利润分布上存在一定不足。为刻画不完全信息市场中期权组合套利行为,文章将传统贝叶斯博弈框架推广为更一般的形式,构建了多个期权组合的贝叶斯博弈模型,探究交易者均衡策略下的套利空间,并分析该套利空间的特征。依照模型,文章证明了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即使在参与者各方达到最优策略的条件下,市场上仍然存在套利机会;市场上存在无风险博取超额收益的投资机会;这种机会的利润分布近似帕累托分布。最后,文章用市场数据检验了这些结论。

基于博弈论的风光氢能源系统容量优化

目前风光氢能源系统中的能源利用率较低,传统的容量优化根据电解槽固定制氢效率进行建模且仅考虑了系统中存在1个运营商的情况,没有考虑到不同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电解槽工作时制氢效率的变化情况和待机启动成本,导致容量优化结果不理想。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将有机朗肯循环与燃料电池相结合,用于回收余热;通过分析电解槽制氢效率的影响因素构建动态制氢效率数学模型,并引入二进制变量,用于描述电解槽的待机启动成本;采用基于博弈论的容量优化方法,以全年收益最大为目标采用麻雀搜索算法求解博弈的纳什均衡。仿真结果表明:添加余热利用后能源系统的总收益增加了4%;考虑动态制氢效率和待机启动成本后的质子交换膜电解槽容量减少了26.1%;氢储发电站的收益减少了55.3%;风光氢三方组成大联盟时联盟最稳定,且收益最大、容量配置最合理。

《论语》义利观的梳理阐释

《论语》义利观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价值选择。《论语》之“义”对国家、社会、个人品性提出了明确要求,而“利”具有“富国”“利益”“名利”等含义。在“义”“利”冲突中,《论语》主张“利融于义”,不能片面地追逐义利;“义”优于“利”,舍“利”而取“义”。通过梳理全文,解读《论语》一书“义”“利”内涵及“义利之辨”,有利于归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能够为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价值冲突与价值选择提供参考与借鉴。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博弈分析及仿真

建筑垃圾是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废弃物。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可减轻环境污染及资源短缺,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所在。因此,从利益均衡的视角出发,为厘清施工企业、垃圾处理企业和政府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角色和复杂利益关系,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施工企业在建筑垃圾资源化过程中倾向于高级利用策略,政府的处罚力度直接影响垃圾处理企业策略,政府处罚力度越大,垃圾处理企业越快倾向于合法参与,反之,当惩罚力度较小时,垃圾处理企业会为赚取更多利润进行非法经营。政府的有效监管有利于现阶段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市场的规范。同时,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政府主导下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模式中成本高且效果有限的问题,不利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以期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诚信修炼贵始终——诚信义利浅咀

参详虞舜帝内圣外王玄奥,披阅周国平《在义与利之外》文章,俯仰人生修炼行旅,磨研诚信义利内涵……久之,似有所得。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信也,敬也,纯也,真实无伪也。《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南宋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曰:“唐虞时未有诚字,《尚书·舜典》允塞卽诚之义。至‘伊尹放太甲’,始见诚字。”

考虑消费者感知效用的平台电商定价与返利策略研究

目前,电商消费在便捷化支付方式和精细化供应链管理的支撑下已经成为当前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线上消费市场的流量下沉,平台电商发展的关键是通过满足消费者碎片化需求提升消费者感知效用,即消费者对平台电商的情感在反复互动中表现为对产品质量、满意度和忠诚度的积极反馈,并最终转化为重复消费行为。本文考虑消费者感知效用,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实证分析不同返利方式下平台电商的定价与返利最优策略选择。研究结论为电商企业在消费者感知效用情景下的定价与返利策略选择提供了管理启示。

中国式合伙:利”与“义”的终极博弈

前段时间，电影《中国合伙人》风靡一时，其原型新东方的创业故事也因此广受关注。事实上，真实的故事远比电影复杂、纠结得多。

城市土地低碳利用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实现城市土地低碳利用,运用演化博弈复制动态分析方法,建立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博弈模型,考察城市土地低碳利用中三者的互动机制。在假定三方不同策略组合下各自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分析演化博弈稳定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合理设置对企业、消费者的补贴或罚金,能有效调动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同时,企业与消费者的行为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孟子义利观新探

在义利问题上，孟子没有忽视人们物质欲望的正当性，承认人们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抛弃利，肯定人们对财利的欲望是人们的基本欲求，所以他不反对求利。但是，他又把义引入了求利活动，认为义即精神才是人的价值的集中体现，因此他对不同层次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统治者和士人求利，须受义的规约，义利不能兼顾时，应舍利取义，必要时，当舍生取义；平民百姓求利，则尽力予以保护，不必加以过多的道德约束。孟子的义利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三方非对称演化博弈

为推进建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链的共享管理机制,以涉及的政府、废弃物生产企业与资源化处理企业的利益关系与决策行为作为研究重点,构建三方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复制动力学方法研究其渐进稳定性及影响因素,结合三维空间内动态相位图得到三方主体的策略空间。研究表明,该博弈模型存在不同初始状态下的4种演化稳定策略:生产企业最终的稳定策略为参与资源共享链;政府介入对产业链管理具有正面影响;政府合理采用经济手段并提高干预成功率;处理企业降低参与成本有利于促进建筑固体废弃物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