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艮“义利”思想研究

王艮分别对义利之中涉及仁义、群己和理欲等关系进行了论述。在仁义问题上,王艮注重义的伦理性,认为仁是"义"的前提,"义"是做人的行为准则、立身根本。但仁并非当然之则,义作为一种抽象原则,也不当然地具有超越个体生命之上的权利。只有仁义并存,大人全美才是最高境界。在群己关系问题上,王艮重视个体的生命存在与价值,主张先保证个体的主体性,再履行对他人与群体的义务和责任。在理欲问题上,王艮主张通过"务本节用"让人民养之有道,再通过道德仁义教育来达成"人欲自遏,天理必见"的王道之治。格物安身说是王艮义利思想的出发点。

论二程的义利观与教育哲学思想

肇基于孔孟的儒学发展到宋代,嬗变为理学。论及理学思想源流,总是不能不追溯理学的实际奠基人程颢、程颐(世称“二程”)这对同胞兄弟。二程以直绍孔孟道统为己任,坚信树立纲常,才能造就理想人格,由内圣而外王,使天下长治久安。他们祖述孔孟的义利观,强调义的道德地位,把它抬到“天理”(亦曰“理”)的高度,提出了“明天理,灭私欲”的基本命题。

荀子义利思想辨析

义与利的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提出了,孔孟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各自的观点。孔子和孟子坚持以义为上,主张重义轻利。荀子则克服了孔孟的片面性,全面论述了义利的关系。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主张计利富民、以义制利、先义后利。

孟子义利思想新诠

孟子义利思想新诠高积顺孟子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出入于稷下学宫，游说于君王诸侯，甚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威风凛凛，声名显赫。汉代以后又被封为“亚圣”，排位仅次于孔子，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儒家重要人物，影响中国几千年。当那场“与传统彻底绝裂”的“史...

墨子义利观思想特征探析

墨子的义利观对"义"和"利"做了本质规定,提出了义利关系的一般原则,并给予了其实施的经济、政治、伦理方面的保证。其义利伦理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礼制利:外部性的克服及其局限——对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义利观的现代思考

我国古代经济思想里一直存在的经济假设这一命题 ,趋利避害的人性假定是各学派阐释其理论的出发点。各学派的分歧点是在对经济人行为外部不经济的解释上。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对外部性概念进行学理抽象 ,便可诠释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义利观形成的合理性 。

重利贵义 义利统一——略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

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研究和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应该充分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同时倡导恪守社会主义道德,并且力争使两者完美地统一起来。这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学说。

儒家的义利思想及借鉴价值

义利观是关于义与利关系的基本观点。义利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命题。在历史上,儒家的义利观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影响最大。它的基本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欲、理与欲、义与利——论中国古代需要心理思想中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欲”相当于现代心理学“需要”一概念，在中国古人观念中，它更偏重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古人在对理与义、义与利的论述中，则体现了中国古代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具体内容及其关系。将它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相比。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创新·人本蕴义·理性启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社会文明和自然生态文明两个方面思想的统一。其创新性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有新阐释,对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思想有新理解,对人类文明发展兴衰规律有新揭示,对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成果有新总结,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的理性观点有新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21世纪的新飞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其丰富的人本蕴义,饱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人类命运情怀,并通过人类生态文明思想所揭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种关系表现出来。

儒家思想中“义利观”的现代阐释

本文从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出发，论述了孔子“重义轻利”、孟子“贵义贱利”的伦理道德思想，“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强调义重于利，但孔子所强调的是人们要通过劳动等正常手段谋利，致富。阐释其在当今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不同社会主体视域下的孟子义利观新探

义利观的问题早在先秦儒家便已开始讨论,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阐发出新的智慧,故义利观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精髓。孔子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的残酷现实而开启对“义”与“利”关系的思考,并深刻影响儒家后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作为儒家思想的传人,孟子继承与发展孔子义利观的有益部分,其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分析,以此得出适用于各类主体稳定发展的价值观层面上的结论,这也促使孟子形成颇具实用色彩的义利观。在孟子看来,作为施政主体的君王,不仅需要“以仁治国,先义后利”,还应当“以民为本,先利后义”;作为普通个体的百姓,则应该“以义制利”,在必要的时候选择“舍生取义”以实现自身的价值。纵观当今社会,“看客心态”、盲目逐利等现象层出不穷,而孟子的义利观可以依据现代社会的需要而被辩证地汲取与采纳,这对于解决当代的社会弊病,提高大众的道德素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烛之武退秦师》窥见义利关系的三重真实

《烛之武退秦师》是《左传》中的名篇,这篇文章在记叙秦晋围郑以及烛之武巧舌如簧说退秦师的史实以外,在同一历史情境下,通过对秦穆公“说”、烛之武“许”和晋文公“不可”三处细节的刻画也暗含了不同人物的义利选择。因此,通过对人物身份处境与行为动机的分析,理解这三处细节,有助于揭示出隐伏在叙事之下的义利关系的三重内涵:以利为先、以义为先、义利两全。

贯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评《思想政治教育贯通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立以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一直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骆郁廷教授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由骆郁廷教授撰写、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贯通论》是该领域研究中的又一全新力作。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40周年之际,这一新著的出版应当说恰逢其时。

先秦儒家义利观思想探究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义利之争，也即道德的最高原则同人们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之争。先秦儒家讲究入世原则，从孔子的“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孟子“重义轻利”的动机论，到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的义利观给予后世的中国伦理思想家们探索义理关系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启示。

“义以生利”经济思想初探

"义以生利"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秦汉之前,该思想就已经出现,后人也有很多提出该思想的。但是目前国内对此经济思想的研究很少,所以本文主要研究"义以生利"的经济思想,由于篇幅问题本文主要包括了孔子与墨子的经济思想。

利玛窦对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以《天主实义》“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为例

作为一位既接受过西方正规化神学教育,同时又通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天主实义》"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中,以中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为武器,对"中士"悲观主义的生命观和灵魂观予以修正。不仅论证了基督宗教灵魂不灭信仰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将西方经院哲学的方法、气质带入中国,为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利玛窦运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对阿奎那的灵魂—身体关系学说、理智学说以及实体类型学说加以阐释,为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做出了典范性的贡献。

王安石的义利观与儒家思想传统

一北宋王安石的改革,遭受到反对派的肆意攻击;被攻击的多种罪名中有一条说,王安石皇皇求利,不知礼义,违反儒家孔孟思想。例如范纯仁说:“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①文彦博指责王安石皇皇求利,违反天义:“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②反对派之首的司马光则引孔子的话来攻击王安石:“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