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辨析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齐国人,擅长辩论而急人困危,功成之后不受赏赐而飘然世外。司马迁《史记·鲁仲连列传》主要讲述鲁仲连的两件史事,一是力劝新垣衍不复言帝秦,二是一射箭书解聊城之围。司马迁在文末赞语中,认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却颂扬他的高风亮节。围绕这一评价,后世文人或肯定鲁仲连宗周、不屑名利、排难解患等“义”的秉性;或围绕司马迁的看法,指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主要体现在宣扬的“势数”思想不符合“圣贤大义”、说服的时候使用了“恫吓”的方式、诱使燕将投降齐国不符合“忠君”大道等方面。学者对鲁仲连的多元评价,显示出鲁仲连独特的历史地位,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古代典籍英译本的“义、体、气”三合——《道德经》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文章翻译学的“义、体、气”三合为理论依托,通过比较分析Auther Waley和许渊冲的《道德经》英译本的译介策略,探讨译文和原文是否能够做到三合,即“义合”、“体合”、“气合”。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挖掘《道德经》不同译者如何发挥语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可为完善《道德经》的译介策略作出参考意义。

中国传统“义”文化的精神意蕴和当代价值探赜

“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的准则。传统“义”文化的精神意蕴体现在礼仪风貌、恰当适宜、公平正义和情谊仁爱几个方面。传承发展“义”文化,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以恰当适宜为尺度,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实现共同发展;以公平正义为准则,实现文明和谐。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义”文化既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也是互帮互助的众志成城,更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论董仲舒“仁”“义”“智”三种观念

董仲舒“仁”“义”“智”在政治管理领域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忽视。董仲舒首次将仁智论运用于政治统治,并以“天”之乐与“生”之善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董仲舒对先秦“仁”“义”观的继承和发展,利用儒家的学说,对“仁”和“义”的内涵进行了再一次的整理,把对个体行为的判断标准扩展到了对君主的行为。本文主要论述了董仲舒“仁”“义”“智”三种观念。

论“义”德

“义”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有重要的地位，与“仁”一起构成中华民族的灵魂。“义”的内涵有其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且与诸多道德规范发生联系，在封建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应批判地继承“义”德的精华，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析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与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相比,语言表述更加准确、规范、明了、全面;学习情境材料和探究实验可操作性更强,更适合于教材编写、教师教学和学习评价,体现了统领性、时代性、指导性和科学性。教师使用时要仔细研读,领会主旨;灵活运用,导引实践;转变观念,提高实效。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新发展

与《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相比,《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总体框架、设计思路、课程理念和总体目标等主要方面基本延续了《实验稿》课标的思路,对某些具体内容做了微调,提高了对不同学段和不同地区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对新旧课标的部分变化进行具体解读,认为今后教学中需要关注和解决好五个主要问题。

论荀子的义政思想——以荀子礼、法制度的制度伦理蕴涵为中心

相对于孔、孟的仁政,荀子的政治哲学体系则可称之为义政。"义"是荀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主要具有"仁"和"中庸"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其"隆礼重法"的制度设计中,"仁"和"中庸"具体化为民本、尊君、人治与制度公正四个方面的制度伦理蕴涵。四者既彼此制约,又交互补充,共同维持着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与运行中的价值均衡与和谐,是其义政思想的主要体现。因此,荀子的义政思想实质是一种和谐政治思想,对今天的执政制度伦理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标志图形的语义性研究

标志图形的语义诉求,是标志设计的核心与重点。从语义学入手研究标志图形,无疑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形"为特征的视觉语言总是为特定的"义"服务的,"义"又通过"形"的塑造而生"情"与"境","形"和"义"的互生互动关系为标志图形增添了多彩的人文特征。本文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生理学为基础,从各个层面探讨了标志图形语义构建的主要问题。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仁”“义”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与道德原则的总结，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是安定国家、稳定社会的最普遍的道德规范。孔子继承前辈思想家，已分别提出了这些道德规范，孟子明确指出“仁、义、礼、智”四德，尤其强调“仁义内在”。西汉贾谊、董仲舒正式提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道，将这五种基本道德原则视作人的“常行之德”。

《易》墨“义利观”略论

《易》墨“义利观”略论舒大刚梁启超先生曾论儒墨的根本对立，曰：“要而论之，利之大原出于天，而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此墨学之纲领也，其与儒教之根本差异处即在于是。”又说：“儒墨之异同比较，有最明显之一语，即儒者常以仁义并称，而墨者常以爱利并称是也。曰仁曰...

孔子与《春秋》“义”——《孟子·离娄下》“其义则丘窃取之”辨

《春秋》与孔子而言,其着眼点在于“义”。《孟子.离娄下》云“其义则丘窃取之”有两层含义:其一,鲁《春秋》等各诸侯国的史册文本本身有的就有“义”,这些“义”因得到了孔子的认同与赞赏,所以就保存在《春秋》中;其二,鲁《春秋》等各诸侯国史册文本本身有的没有“义”,或者虽有“义”,但并不一定有什么“深义”,而对于这些无“义”或“浅义”的各诸侯国史册文本,孔子则进行最大限度的挖掘和阐释发挥,从而也加进了自己的“义”。

“意”“义”的不同及其易混淆词语辨析

"意"和"义"在古代汉语中各自成词,且意义泾渭分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义项的增多,人们对二者及由二者作为词根构成的词语在意义上产生了模糊,甚至混为一谈。围绕"意"和"义"辨析的必要性,"意"和"义"义项对比,易混淆词语辨析及特例展示四个层面来进行论述,力求让人们对"意"和"义"的意义有个清楚的认识。

论二程的义利观与教育哲学思想

肇基于孔孟的儒学发展到宋代,嬗变为理学。论及理学思想源流,总是不能不追溯理学的实际奠基人程颢、程颐(世称“二程”)这对同胞兄弟。二程以直绍孔孟道统为己任,坚信树立纲常,才能造就理想人格,由内圣而外王,使天下长治久安。他们祖述孔孟的义利观,强调义的道德地位,把它抬到“天理”(亦曰“理”)的高度,提出了“明天理,灭私欲”的基本命题。

说“意”道“义”

一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以下简称《现汉》）将“正义”’、“道义”的“义”与“语义”、“词义”的“义”处理为同形词关系。将前者标为“义”，下列六个义项：①公正合宜的道理；正义；②合乎正义或公益的；③情谊；④因抚养或拜认而成为亲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