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李朝对明奉行“义理”思想新探--基于《朝鲜王朝实录》的考察

清前中期,李朝出于对清思想文化的不认同,主张对明奉行"义理"。突出表现在,军事上主张对清"北伐论"的兴起,政治上围绕"大报坛"的创设为核心的系列举措的实施,如"表彰忠义"、"善待漂汉及明朝后裔"等。李朝对明奉行"义理"思想具有连续性、勃发性、隐密性和积极主动性的特点。但这些特点随着清朝的安定繁荣,对明奉行"义理"也就逐渐消失了。

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读后

在晚清史研究领域,杨国强先生的名字,大概已经成为一种独特文法的象征.自1987年发表《曾国藩简论》,在后来的近30年中,由曾文正,继而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张文襄,及李越缦、王湘绮……,他沿着“千年徊徨”与“百年嬗蜕”的命题,探讨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他笔下的百年,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百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人“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世道与人心,利益、主张与理想,思想状态、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经历了多少冲突和动荡.

“训诂”、“义理”、“功用”——朱熹文献学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文献整理与诠释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儒学经典的整理、诠释,坚持、接续儒学道统,使其能够应对佛老的挑战。与这种"通经致用"的目标相适应,其文献学活动表现为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并重,寻求文本本意与发挥自得之言兼行。这种文献学思想的背后体现的是朱熹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追求和实践。

从日语的“寒暄语”看“义理”意识

"寒暄"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交际方式,还是一种文化表现,而日语"寒暄语"固定化的特点恰好与"义理"意识相关。日本小说中无论是用于日常生活,还是用于特定场合的"寒暄语",都为研究日语"寒暄语"中的"义理"意识提供了重要依据。

鲁迅为何修改《藤野先生》原标题?--以“考证”“文章”“义理”法探析

清代理学宗师姚鼐认为,＂学问之事＂追求＂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即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考据史料、精练的文字表达有机统一;这种理念对鲁迅研究也有借鉴价值。以《藤野先生》为例,鲁迅手稿显示,此文标题有过涂抹更改。日本学者佐藤明久借助高清照相机、红外滤镜、背面打光等设备技术,发现鲁迅当年涂掉的是＂吾师＂二字;《藤野先生》的原拟题目为＂吾师藤野先生＂。

翁方纲论杜诗“义理”

翁方纲这一生仰慕杜诗,他认为杜诗是最能体现"理"的,与其他学者仿杜的学杜方法不同,他以杜诗中能够反映"文理"、"义理"两个方面的内容来阐发其"肌理说"的内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诗风。

日本的“义理”文化——多元世界中“义理”的堕落

日本文化中有很多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世界是多元的,日本人所遵循的原理也是多元的,在多元世界里存在的"义理"是日本最具有特色的文化现象。"义理"中的许多内容已经远远偏离了"正义的道理",这些是"义理"的堕落面。

对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义理与人情”的再解读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经典名著,被誉为外国人笔下的日本论名著之一。[1]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深刻剖析了日本人的"义理与人情",提出了它属于日本独特的道德义务范畴。文章也借《菊与刀》进一步解读日本人的"义理与人情",以期加强我们与日本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对调节人际关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义理”与“辞章”——观《北平战与和》随感

60年一个甲子，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为祖国甲子华诞献礼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以献礼为名义的文艺作品，一般有3个层次的诉求。第一，要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与整合；第二，创作出一个作品，也就是要完成一次面向市场.

《周易》·虎象·义理

《易系辞》云：“易者象也”——卦象、爻象、物象，“象”是《周易》文本的第一元素。伏羲博取万象以画卦，圣人立象以尽意，学人披象以解义，“象”是通向“易旨”的唯一路径。其禽兽类物象——“虎”居第一：一卦辞、四爻辞、一传辞中，皆涉“虎象”，且蕴含有精深的“义理”。

浅论“义理、考据、词章”——从姚鼐创作实践的角度

姚鼐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清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说成为桐城派创作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姚鼐也一直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履行着这一文学思想。本文试从他的诗词、散文等不同类型作品的写作中探讨其文学特质,以发掘姚鼐如何在创作中践行其写作精神的。

晚清理学“义理经济”思想探析

清嘉道以降,部分理学士人打出"义理经济"合一的旗帜,试图为程朱理学及封建制度寻找出路。经过曾国藩等人的阐述,"义理经济"合一思想风行一时,颇具影响。晚清理学士人标榜"义理经济"合一,既保留了程朱理学重道统、崇道德的儒学正宗立场,又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兼备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学问和才干,形成知权达变、求实务实、注重事功等思想特点,体现了传统儒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的一种自我调整。

中国“义理”文艺思想在摄影中的表现

摄影可以瞬间复制世界万物。摄影的表现张力使人惊奇。我们借助摄影不仅可以以呈现表面，还可以交流思想。摄影思想的表达和艺术创作中的真实性来源于生活，摄影艺术家的力量就在于不拘风格的再现与表现真实以表达对生命经验的感悟。毕竟，“思维着的人类理性是世间最美丽的花朵”。

论“义理”在当今史学中的意义及评估原则

“义理”是中国古代史学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念，中国史学创始之作的《春秋》即有：“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般来说。“义理”有两层涵意；一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诗·大雅·文王》日：“宣昭义问”。《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孟子·生告上》曰：“含生取义”。

“义理”之作:孔子《春秋》为“经”的意义

尽管《春秋》是孔子“作”还是“修”，还有许多争论，但《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可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源头，却是无疑义的。可有意思的是，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却从来没人说他是“史学家”；《春秋》是史，更是经，其作为经的地位远大于史。那么《春秋》为“经”，到底给中国传统史学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日本人的人情观

“义理”和“人情”是规范日本社会人际关系的两大要素。本文以日本人现代社会生活为中心，通过大量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具体事例，重点分析了日本人的“知恩图报”的思想观念和维系人际关系的人情观。这对加强我们与日本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人际交流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杨慎古音学思想初探

杨慎采用分析韵例、确认古音等方法纠正“叶音”错误，并针对宋人随意言“叶音”的做法提出注重“义理”的“古音转注说”，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客观上却是为“叶音”寻找“义理”根据，所以，它走的是“叶音说”以今律古的老路。

从才学识德说语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有关读写的学问，前人有两种影响很大的说法流传至今，已成为语文界的常识。一是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来的，叫“才”“学”“识”，一般拿它来指称读写的智能结构。析言有别，浑言则同。我们现在还常说“才学”“学识”“才识”。二是清代桐城派姚鼐倡导的，叫“义理”“考据”“辞章”，它为我们揭示了读写操作的程序。两种说法有没有联系呢？在前人纷乱又不免自相矛盾的说法中．我最欣赏清人章学诚的说法。

“友其人于冥寞,续微学之将坠”——论大、小苏对屈宋的接受

大、小苏对屈宋的接受源于经史结合的"家法"教义和耳目相接的"南行"之旅。他们从"义理"与"辞章"的接受向度,通过对与屈、宋有关的塔、庙、峰的诗赋书写,追风屈原"伉直"的品性、探讨"屈原之死"的话题以及再塑巫山神女形象、巧用"咏风"典事并吸纳楚骚"奇韵"之风。不仅将屈骚精神内化为一己品性、情怀,又从文献、创作和理论层面为北宋中后期"续微学之将坠"的学术兴复作出了贡献。

今天如何读历史

虚构类作品被冷落、史传类作品受热捧的社会文化心理 意识形态，古无其词，但有另一个词唤作“义理”，意思差不多。明代士林风气即喜尚义理，热衷清谈，满嘴空话，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既乏实千，也无真学。粱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给它两个概括，一是主观冥想超乎客观考察，一是以理论排斥实践。国家终于在空谈中亡了，痛定思痛，纷起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