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发展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兼谈商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采取强制手段对商会等民间社会团体进行整顿和改组，实施严格监督和控制。经过整理后，商会的力量的确有较大的削弱，但并非完全失去独立性，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活动不仅超越了“在商言商”的信条，而且逾越了政府政策所许可的范围，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市商会所发布的宣言通电从舆论上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迫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尽管商会的意志和要求屡屡遭致政府的抑制和漠视，但上海市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绥靖及其本质探究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主导下的国联非但未能有效阻止日本的侵华行为,反而在其不断纵容之下,日本侵华脚步不断加大。究其本质,此时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退让,源自于一战后英国整体实力的下降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远比日本为低。英国这种绥靖政策的推行首当其冲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长远来看,也损害了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和平原则,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选择

面对"九·一八"事变所导致的空前严峻的国难,每个知识分子都作出了不同的救国选择,走出了不同的救国之路。文章以邹韬奋、胡适、翁文灏、梁漱溟的救国选择为代表来分析自由知识分子的救国之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的移民侵略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巨大狂潮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日本移民入侵分为武装移民时期、“国策移民”时期。两个时期的移民特点表现为军事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东北经济门户的海关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日本通过操纵伪"满洲国",向各海关派遣日本顾问和封锁税收,将积存各银行之税款没收,以"优越力"驱逐各关税务司,强制接收各关。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所代表的英国等国对日实行的"绥靖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的危机意识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的咄咄进逼 ,新桂系深为国家的前途而担忧 ,萌发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 ,发出了抗日的号召 。

论“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势力的觉醒与政治立场的转变

中间势力是指介于国民党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阶级之间的社会政治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势力中的许多爱国人士和社会团体发起了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强烈主张抗日救国,从而实现了中间势力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双重觉醒。而《申报》和《大公报》政治立场的转变,则表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和立场的转变。

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满族对日斗争的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首先侵占中国东北,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此后的对日斗争过程中,成千上万的满族人民与其他各民族共同进行英勇的抗战,其斗争规模较为宏大,体现出广泛性、多样性、坚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外交活动评述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开始,其中,日本军部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日本外务部门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外交活动,竭力为日本侵占东北进行辩护与开路,促进了侵略战争的不断发展。关于日本外务部门所起的作用,事变期间其在国联的外交活动就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救亡戏剧宣传的困局与新生——以山西为例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各省区普遍出现了救亡戏剧的萌芽。但同时戏剧宣传呈现出困局,消极抗战的官方态度导致的剧团生存危机,急于事功的编演方针导致的"剧本荒"问题,教化式创作原则导致在宣传实效上呈现的困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文化界逐渐形成了"大众化"的戏剧创作原则和"集体化"的戏剧编演方针,戏剧宣传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实现了由救亡呼号到抗战宣传的新生。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

英国和国际联盟如何应对"九·一八"事变,对当时局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际联盟也做了维护和平现状的努力,但是英国的远东外交和国际联盟的努力终告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始终停留在"不承认"政策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东北大部分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民族义愤。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发表宣言和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态度——兼论影响其处理方式的主客观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出于民族义愤起而向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强力应对日军之入侵,蒋介石政府一时陷入被动。蒋介石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争取时间压制地方军人、控制内部派系纷争及大举武力"剿共",对学生运动采取软硬兼施之措施,但说教之余内心已充满厌恶。他在激烈指责共产党鼓动学生反对政府之不良用心时,亦对地方派系和党内"学生同情派"极表不满。蒋介石希望以其威望左右学生运动的努力无法达到预期之结果后,对学生"指手画脚"之行为再不愿容忍,这自然使蒋介石政府和学生日渐疏远,两者之关系也慢慢失去弹性。

“九·一八”事变后民主宪政运动的特点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爆发的民主宪政运动,以民族危机为背景,以救国为目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其评议内容全面而深刻,并围绕是否立宪和立什么样的宪法,在评议过程和内容上又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其参与主体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制内民主力量与体制外民主力量相联合,民众参与相对广泛。然而此次宪政运动的现实直接效果和民众的期望值形成极大的反差,使之被视为微弱的宪政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南北观念考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长期潜存于人们心头的"南新北旧"意识又重新出现。国人心头传统的"南北之分",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被重新诠释和建构。南北观念在这一时期具有了不同之前的新内容。以陈序经、朱谦之等为代表的南方知识分子,对于南方的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构,并发起"南方文化运动",以期取得话语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的外交选择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全部希望寄予国联与美国。然而美国政府在事变初期的静观政策助长了关东军的侵略野心,后者不断扩大战事。锦州危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面外交,试图在不卷入中日战争的前提下,与国联合作迫使日本撤军,但却无果而终。最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却又遭到日本的无视,成为一纸废文。而美国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强有力措施以制裁日本。事实上美国政府在中日问题上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其貌似“公正”的外交政策只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于事无补。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不断进步的原因探究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不断进步的原因探究彭建新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有的落伍，有的颓唐。李济深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但２０年代中后期一度沦为军阀，与共产党为敌。＂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却能始终随着...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完全依赖国联来解决东北问题的策略,可惜所托非人。英法操控的国联在事变初期的纵容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行径。锦州危局后,为了维护国联的权威和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国联被迫"积极"调解,但其以不激怒日本和避免卷入战事为前提,故调解皆无果而终。李顿调查团是国联的最后努力,然而《李顿报告书》提议"国际共管东北"方案实则是欧美列强意图染指东北利益,终因日本退出国联而成为一纸废文。这充分印证了"弱国无外交",希冀强国主持公道并不可取,故国人应以强大国家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