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的关系(1931—1935)——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中心

"九·一八"后,为应对国难,舆论界出现了评议时政的热潮。他们以某一刊物为聚集地,形成了宽泛的舆论空间。在众多新创刊物中,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典型代表。舆论界尽管有着强烈的民主宪政的呼声,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对领袖权威的推崇逐渐达成了共识,赞成建立强力政府,主张实行集权政治。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集权政治形成。然而,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如何保持一个自由的舆论空间,加强舆论对政府监督,是国民政府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

唤起“国魂”:“九·一八”后国人对恢复“固有民族精神”的论说

民族精神是一民族共同体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外在气质,也是一个国家国命之所寄和国魂之所在。“九·一八”事变后,国人积极从历史传统中寻找资源以应对民族的危亡,恢复“固有民族精神”以恢复民族地位就是其中之一。面对民族精神的消沉,国人想通过唤起中华民族的“固有民族精神”,来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进行抗战建国。“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唤起“国魂”的讨论,也是他们以固有传统资源来凝聚认同,构建民族共同体,进行抗战建国的一种努力。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发展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满铁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扶持各种反动势力 ,对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 ,满铁的经营危机加快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步伐 ,成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满铁直接参与了“九·一八”事变 ,为日本关东军提供军需军运 ,致使中国全东北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步骤 ,也使满铁攫取东北铁路权益的侵略活动达到高潮。

英国、美国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起最严重的侵略事件。它因使本世纪３０年代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时期开始的标志。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议定在对日问题上，奉行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策略，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及国联出面过问，...

论“九·一八”事变前后《盛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与势力扩张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近代中国创办的颇具影响的中文报纸。"九·一八"事变前后,该报与日本侵华势力密切配合,其报道与评论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九·一八"事变后的《盛京时报》乘势扩张,成为东北第一大报纸。本文试分析《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言论与作为,从中管窥在日本侵华进程中,日办华文报纸的性质与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兼谈商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采取强制手段对商会等民间社会团体进行整顿和改组，实施严格监督和控制。经过整理后，商会的力量的确有较大的削弱，但并非完全失去独立性，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活动不仅超越了“在商言商”的信条，而且逾越了政府政策所许可的范围，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市商会所发布的宣言通电从舆论上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迫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尽管商会的意志和要求屡屡遭致政府的抑制和漠视，但上海市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

论“九·一八”事变对关内移民东北的影响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给民国以来关内人民的“闯关东”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它一方面使关内人民出关受阻,移民数量骤减,中断了正常的移民进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它使“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与东北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完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其发展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起点研究综述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东北地区进行局部抗战的开端,东北地区局部抗战是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唤起民众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教育权的侵夺

清代中期以来 ,从朝鲜移入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日益增多。日本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 ,对移入中国的朝鲜族教育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中日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况下 ,中国东北军阀竟也对朝鲜族教育采取了一些限制、同化 ,甚至取缔的措施。朝鲜族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而又艰难的境地中发展起来的 ,主办者坚持反日 ,积极与东北地方政府沟通 ,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 ,为朝鲜独立运动及中国革命培养了后备人才 ,也为发扬朝鲜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九·一八”前后国民党文化政策解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当局借助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股思潮,在文化领域确立文化统制政策,加紧文化控制。其宗旨依然是"中体西用"的翻版,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倡导"尊孔读经",借助新生活运动之力,颂扬"礼义廉耻",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将三民主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借助回归传统拓展党化的道义空间,以强化文化的统制的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大力倡导"提倡理工"和"中国科学化运动",为大规模展开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政策支持。"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呈现出专制性、保守性、现代性、多歧性相互杂糅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回顾

“九·一八”事变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回顾杨瑰珍早在５０年前，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东北人民及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

大连日本右翼社团组织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大连的一些右翼社团组织曾以不同方式参与事变。"帝国在乡军人会"参与事变方式是协助关东军维护日本在满铁附属地和大连的殖民统治秩序以及为关东军输送给养弹药、运送伤病员等;"大雄峰会"参与事变方式是协助关东军筹建伪地方政府和伪满洲国;"满洲青年联盟"参与事变方式是在事变发生前千方百计煽动关东军发动事变,事变发生后千方百计协助关东军解决交通运输、占领地社会治安问题及帮助关东军筹建伪满洲国等。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满铁是近代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国策会社"。从其成立到解体,满铁始终在日本对华进行侵略和大陆扩张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彻底撕下了企业的招牌,自动投入到关东军的麾下,成为关东军的左膀右臂,在日本对华侵略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九·一八"事变中,满铁充当了关东军的总后勤部、兵站基地、情报部,整个事变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简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为了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有意制造了朝鲜人的双重国籍,导致了在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纵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可以得知,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为止,日本都没有在朝鲜真正实施“日本国籍法”,也没有允许朝鲜人归化。这意味着朝鲜人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日本“国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严重地违背了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公认的移民可基于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从张学良口述历史再议“九·一八”时的不抵抗命令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就已经推行了"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第一个下令东北军不准抵抗,而在午夜1点以后,张学良才正式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张学良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看出日本的侵略态势,但却没有看清日本发动战争的时机。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绥靖及其本质探究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主导下的国联非但未能有效阻止日本的侵华行为,反而在其不断纵容之下,日本侵华脚步不断加大。究其本质,此时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退让,源自于一战后英国整体实力的下降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远比日本为低。英国这种绥靖政策的推行首当其冲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长远来看,也损害了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和平原则,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某些地区朝鲜族的日语教育——以教科书中的天皇制教育为例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出于殖民统治需要,以朝鲜族是"日本国臣民"为由,在东北某些地区朝鲜族学校实施了以日语教育为重点的奴化教育,其核心是天皇制教育。本文以该地区朝鲜族学校日语教科书中的天皇制教育为例,分析"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某些地区朝鲜族学校推行的日语教育的特点。经研究发现,当时的日语教科书中关于语言教育的内容不到四分之一,而天皇制教育的内容所占比例却占到了三分之一,篇幅最多。天皇制教育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教育、历史神话教育、地理教育等方面。这个时期日本实施天皇制教育的本质是同化教育,主要目的在于使朝鲜族青少年了解天皇,忠诚于天皇,成为"日本国民",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通过分析最后得出一些对我国的启示。如:编写教科书应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对于日本右翼否认殖民教育历史的问题中韩两国应该联手应对;我国应警惕日本的文化"输出"问题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选择

面对"九·一八"事变所导致的空前严峻的国难,每个知识分子都作出了不同的救国选择,走出了不同的救国之路。文章以邹韬奋、胡适、翁文灏、梁漱溟的救国选择为代表来分析自由知识分子的救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