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美与“新诗现代化”——论穆旦与“九叶”诗人的诗美追求与实践

学术史上,"九叶"的诗美追求一直没有被充分肯定。其实,"九叶"诗派的"新诗现代化"主张就是他们的新诗诗美追求主张。这种诗美追求体现在3个方面:(1)对"客观对应物""新诗戏剧化""现实·象征·玄学"基础上的"综合"性的追求;(2)对隐喻、通感、"矛盾修辞格"和反讽等现代诗语言的新的修辞性追求;(3)对诗文字组合的特殊的语言张力美的追求。"九叶"的这种诗美追求的美学和逻辑依据在于:他们诗歌里的矛盾修辞格、隐喻、反讽等感性的、修辞性语言的大量增加,缘于其"新的感性"的寻求和直觉把握的美学追求;他们诗歌的沉思性、议论性语言的大量增加因其诗歌创作中知性美寻求;因为对于诗的表现媒介——诗歌中新奇的文字组合与陌生化语言的重视,他们诗歌的语言及其形式就具有了特殊的张力美。"九叶"尽管有过度沉溺于繁复意象,有将新诗重新引向少数的精英化的滥用隐喻之嫌,但其诗美探索与创造的贡献却是不能抹杀的。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派就是在此审美追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九叶”诗人对西方反讽诗学的译介

“九叶”诗人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这群年轻的诗人能够结合中国当时的现实语境和个人的人生体验,自觉自为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反讽诗学,冯至等文学巨匠对西方反讽诗学的关注,深深影响着“九叶”诗人对西方反讽诗学的译介取舍。燕卜荪的《朦胧的七种类型》与新批评派理论的重要诗学原则——反讽——有着密切联系,有助于九叶诗人对于反讽艺术的掌握,而奥登在中国的活动也促进了“九叶”诗人对以奥登为代表的新批评派诗歌反讽特征的兴趣与理解。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九叶”诗人创作再回眸——纪念《九叶集》出版40周年

40年前,《九叶集》的出版开启了学者们研究"九叶"诗人的历史,"九叶"诗人现实性、知性与感性相融合的创作特征已成为学界共识。在《九叶集》出版40周年之际,与"九叶"诗人的"现代诗"再对话,进一步揭示"九叶"诗人创作中"求真"的理念与追求、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的运用、"新的抒情"和"感性革命"的体现,可以发现,40年后的今天,"九叶"诗人创作中的主体性坚持及现代性探索仍然值得当代诗人体悟和借鉴。

重审“九叶”诗群的诗学倾向及其与左翼作家之关系

过去学界常将"九叶"诗人视作"反主流"或者"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其实这种"主流——边缘"的二元视角有失准确。相比而言,组成这一群体的《诗创造》一支与新诗传统有更多的延续性和同构性,他们身上有很多"主流"以及"残余"因素,在四十年代后期才开始体现出一些"新变"因素;而西南联大一支则更多地体现出过去新诗传统中没有的"异质性"。"九叶"诗人与左翼作家的分歧其实主要不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而是关于文学要不要体现"人民本位"、要不要当作"宣传工具"等问题上的分歧。尽管"九叶"的两分支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新变"因素,但是对于"人民文学"而言,它们都是"异端",都应予以"收编"。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九叶"这一群体是如何被视为/自视为一个"流派"的。

郑敏与《九叶集》

郑敏现在是唯一的《九叶集》形成的见证人,郑敏认为"九叶"诗人在新诗史上可以分为被遮蔽的时期、被埋葬的时期和重新发现的时期。《九叶集》编选郑敏诗歌时所采的两大原则在新诗史上是一个有价值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