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动态演进与障碍因子分析——基于“乡土文化-活力-韧性”视角

文章立足于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实际,基于“乡土文化-活力-韧性”逻辑框架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标准差椭圆、障碍度模型等方法考察2007-2019年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动态演进及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从空间差异上看,黄河流域2007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均值排名为下游(0.149)>中游(0.102)>上游(0.099),2019年则为下游(0.138)>上游(0.110)>中游(0.095)。其中,以青海省为代表的上游地区实现了对以山西省为代表的中游地区的反超。(2)从动态演进上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由集中趋向分散,发展重心位于中国西北部,且仍继续向西北方向偏移。(3)从障碍因子上看,环境保护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公路密度、市场化水平、乡村性指数、资源的品位度与丰度、艺术表演团体个数是影响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六大因素。其中,以乡村地区的乡村性、旅游资源的品位和丰度以及艺术表演团体个数三大因子为代表的乡土文化类因素的影响愈发重要。基于研究结论,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应将黄河流域视为一个整体,统筹推进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建立跨区协调机制,缩小流域内发展差距;考虑到乡村旅游发展环境的异质性,采取分区、分类指导的思路,保护乡村性和原真性。

双循环格局下基于“乡村-全球”互动的优秀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初探——以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为例

优秀乡土文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力量之根和发展之魂,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为探讨实现优秀乡土文化价值提升的有效路径,文章简要阐述了当前“全球-地方”互动理论对优秀乡土文化价值提升的重要性,同时,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为例,在对马庄村优秀乡土文化传承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地方”互动下优秀乡土文化价值提升的几点建议:融入全球文化市场、打造特色乡村品牌、加强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乡土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构建乡村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多措并举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高效实施。

变迁中的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是个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社会。但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这个传统的乡土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中国华北农村》和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均是从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乡土中国的权力与文化的关系。虽然他们所分析的那个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在书中所揭示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问题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葛译莫言小说乡土语言动物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本文就葛浩文对莫言小说中动物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处理,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进行分析归纳,总结葛浩文针对动物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处理方式,探寻翻译活动的目的,进而升华文化负载词英译的评价模式,并指出该模式下葛浩文对乡土语言中动物文化负载词英译处理的不足之处。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比分析寻求客观公正的翻译评价模式,在该理论模式的指导下,为动物文化负载词英译时翻译策略的选取提供指导。

全域旅游视阈下介休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旅游分区研究

山西介休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在全域旅游的研究视角下,介休可划分为三大旅游文化区,即北部农商文化区、中部历史文化区和南部生态文化区。三大旅游文化区呈现出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体现出介休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介休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进而形成了“乡土-文化-生态”三位一体的文化旅游空间结构。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相融合的全域文化旅游的“介休模式”的构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融合的重要意义。

侗语口语词汇层面汉化趋势——家庭电话会话个案研究

作为官方语言的汉语相对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而言属于强势语言。侗语长期与汉语接触并先后从中借来了大量的词汇。侗语口语词汇层面的纯度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以年龄、文化程度、个人阅历、汉语运用能力等为参量,考查了属于一家三代的三位女性侗语电话会话中各自汉语成分的含量。通过A、B两级汉语切词单位及不同词性的借词在电话中的表现,可以了解到当今侗语的汉化趋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侗语纯度以中年调查对象为最低,生活比较单纯的老年文盲侗语纯度最高。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保存其活力,有利于保持各语种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保护人类语言-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民间金融内生成长机制与政府规制研究

:本文试图以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对民间金融的成因进行经济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考察,运用规范的博弈论方法对乡土社会网络、信任关系和文化传统在民间金融成长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放贷人条例》中政府应对内生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民间金融形式采取分类引导、有序监管和渐进规范的策略,对那些绩效良好且具备规模效应的民间金融组织应逐步合法化,从而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的总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