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七”精神的时代演进

“二七”运动诞生了伟大的“二七”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二七”精神表现为反封建争民主、不怕牺牲和团结统一的精神;苏区革命时期,“二七”精神表现为坚定正确方向、敢于善于斗争和担负历史使命的精神;延安时期,“二七”精神表现为反帝爱国、巩固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考察新民主主义时期“二七”精神的时代演进,对我们今天更好地传承“二七”精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二七”纪念与支前立功运动——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二七”纪念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发展工业生产、支援前线的战争动员。各边区和解放区工会积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多种方式从物质和精神上双重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工人阶级树立了主人翁意识,提高了思想觉悟。在这场职工运动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一些领导干部犯了错误,但中共对此及时进行了总结和纠正,保障了支前立功运动的顺利进行。这场以“二七”纪念发起的职工运动,不仅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人力、物力支持,而且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管理经验。

“二七”红色文化资源现状及利用思路浅述

“二七”红色文化资源种类较多,分布在铁路沿线,具有分布广、种类多、地域特征鲜明等特点。深入探究“二七”红色文化资源现状,进一步挖掘其时代价值,思考其开发利用路径,是加快构建“二七”红色文化资源体系,实现资源整合利用,扩大“二七”红色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二七”精神新探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的最后一次怒潮。此次运动所具有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斗争内容及斗争方式,使其拥有了特殊的影响和意义,赋予了“二七”精神特殊的特点和内涵。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二七”精神体现出对伟大建党精神守正创新的时代特点,和“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求真务实,牢记初心使命、发扬集体精神,勇担革命先锋、总结斗争教训,忠于党和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丰富内涵。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二七”大罢工历史事件的中日文学书写研究

基于“二七”大罢工事件,中国作家蒋光慈通过大写历史的微观呈现方式创作了《少年漂泊者》,日本作家村山知义通过单线事件的复线凸显方式创作了戏剧《暴力团记》,人民群众通过客观历史的主观再现方式创作了“二七”大罢工纪念歌谣。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中日文学书写既是以“二七”大罢工事件为历史基础派生的文学作品,又因各自不同的特质与历史原因而实现了对“二七”大罢工的重新建构。

“二七”传统与郑州地方文化构建

“二七”大罢工对郑州来说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对“二七”大罢工持久的纪念、宣传以及商业活动等多种因素成就了郑州“二七”名城的美誉,给郑州地方文化深深打上了“二七”印痕。面向未来,郑州应大力推动“二七”精神入脑入心,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价值基础和精神引领。“二七”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体现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对郑州来说,在地方文化塑造中突出“二七”精神是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必由之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二七”纪念研究(1941—1947)——以《解放日报》为考察中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开展“二七”纪念活动,借助《解放日报》刊登“二七”纪念文章、报道“二七”纪念盛况、发布“二七”纪念办法,达到明确革命对象、动员边区生产和开展职工运动的社会功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二七”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展纪念活动要立足时代方位、贯彻群众路线、依托榜样力量、发挥媒体力量。

李伯刚撰《“二七”纪念碑文》

1956年,国家铁道部、湖北省及武汉市政府在江岸修建武汉二七纪念馆,广场上耸立着一座高23.27米(寓意1923年2月7日)的二七烈士纪念碑。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题写纪念碑碑名。政协武汉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李伯刚,曾是京汉铁路大罢工湖北地区的组织者之一,为之撰写了《“二七”纪念碑文》。

20世纪20年代“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

"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从符形、意义、时间、仪式及空间等多个维度对"二七"事件进行了塑造,不断建构和强化"二七"符号。20世纪20年代,国共关系虽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在建构和传播"二七"符号的过程中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民众认同"二七"革命精神,接受"二七"符号所蕴含的多重象征意义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使"二七"事件在民众心中形成了深刻的社会记忆,为进一步发挥"二七"符号的社会动员功能奠定了基础。

政治符号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

经过国共两党的不断阐释和塑造，“二七”纪念成为蕴含着“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多重意义的政治象征符号。“二七”纪念不仅是国共关系的睛雨表，也是近代中国革命中一个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纪念的占有和阐释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国共两党共同拥有，到两党互相争夺，再到中共独自掌握了“二七”纪念的话语权。中共对“二七”符号的拥有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和话语操控能力渐趋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这支革命力量的渐趋壮大。

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大革命失败前的“二七”纪念

二七惨案发生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惨案发生后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先后发表一系列纪念二七惨案的文章。文章剖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镇压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充分肯定了"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价值,总结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验教训,并号召继承"二七"先烈的革命精神。这对推动当时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现今,在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背景下,重温这些重要著述,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京汉铁路工人参与“二七”大罢工原因新论

"二七"大罢工时期,京汉铁路工人无论是工作、生活条件,还是社会地位,都不低于当时的普通工人,他们积极参与工会以及工会组织的罢工,并不是因为其较差的生活状况,而是铁路工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京汉铁路工人才义无反顾地参与工会活动,并为保存工会而不惜发动罢工。由于京汉铁路工人对罢工结果有着乐观的期望,在罢工前未能认真调查、准备,罢工中不能及时调整行动策略,最后导致惨案发生,铁路工会被封闭。

“二七”惨案档案解读

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高举反帝反封的艟帜，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举行了震障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及其爪牙赵继贤对其进行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障中外的“二七”隆案，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之走入低谷，制造隆案的凶手趟遥法外28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伏法认罪。河北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武汉工人》画刊，

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有关“二七”纪念的抗日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新华日报》刊载“二七”纪念相关文章,构建起特征鲜明的抗日话语体系。中共通过系列文章,凸显全面抗战话语,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强调工人在“二七”罢工及以后革命中的中坚作用,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不断动员各阶层广大民众发扬团结精神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试论“二七”惨案对党第一次革命策略转变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革命策略的转变是指从独立地开展工人运动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策略的实现。促成这次革命策略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二七”惨案的发生无疑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仿效欧美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当时党中央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省分部,与党的组织系统是一致的,各地党的主要负责人兼任书记部主任,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也都是书记部的成员。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工作,就是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组织产业工会,开展工人斗争,迅速掀起了工人阶级第一次罢工高潮。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二七”纪念媒体传播研究——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例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党对外传播政治理念的喉舌,中国共产党发挥其媒体传播作用,通过刊发领导人讲话、发表文章和社论以及报道纪念大会盛况等方式,对“二七”进行纪念,传播“二七”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团结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来为抗战服务,达成党的诉求。中国共产党通过“二七”纪念活动,充分发挥了媒体的传播作用,这对当代媒体如何宣传红色精神、如何进行红色教育宣传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京汉铁路大罢工与“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个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是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阶段。这次罢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当时致中国铁路工人书中说得对，“确实说，你们的行动。

邓中夏与“二七”大罢工

这是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同志，在“二七”大罢工时写下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战斗诗篇。

“二七”风云寻旧踪

1923年2月初，千里京汉铁路掀起了震惊世界的罢工怒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点，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就是史称“二七”大罢工的历史事件。今年是“二七”大罢工84周年，我们寻访了“二七”大罢工在江城留下的踪迹，察看它们的现状，倾听历史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