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符号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

经过国共两党的不断阐释和塑造，“二七”纪念成为蕴含着“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多重意义的政治象征符号。“二七”纪念不仅是国共关系的睛雨表，也是近代中国革命中一个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纪念的占有和阐释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国共两党共同拥有，到两党互相争夺，再到中共独自掌握了“二七”纪念的话语权。中共对“二七”符号的拥有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和话语操控能力渐趋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这支革命力量的渐趋壮大。

政治符号、“双十”纪念与商品推销——以《申报》国庆日商业广告为中心

政治符号是建构国家、群体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在民国年间的国庆日《申报》上,广告主将诸如国旗、党旗、双十字、伟人名字或肖像等国家象征符号融入商业广告中,借此唤起广告受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从而达到纪念国庆与商品推销的双重目的。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作为政治符号的国家纪念日解读——以近年来中国新增的四个纪念日为对象

近年来,我国新增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烈士纪念日、中国宪法日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作为政治符号的纪念日本身就是政治信息的携带者,纪念日带有强烈的政治信息,体现着国家的政治意志,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隐性力量。通过设立这些纪念日,实现了国家与民间的耦合,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因此,研究国家性纪念日的设立过程和形成机制,便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其作为政治符号的特征、功用,特别是对政治认同的促进作用。

20世纪20年代“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

"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从符形、意义、时间、仪式及空间等多个维度对"二七"事件进行了塑造,不断建构和强化"二七"符号。20世纪20年代,国共关系虽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在建构和传播"二七"符号的过程中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民众认同"二七"革命精神,接受"二七"符号所蕴含的多重象征意义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使"二七"事件在民众心中形成了深刻的社会记忆,为进一步发挥"二七"符号的社会动员功能奠定了基础。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

中山陵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现代政治文化内涵的公共符号,集中体现了国民党借助伟人墓葬来塑造主流历史记忆、营造新式象征权威、增进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其建造主体以党国合一的政治力量为主,而以专业技术领域的社会力量为辅,他们决定将现代国家的意义在纪念性建筑中“象征之出来”.陵墓选址南京,表达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承续和超越传统族裔认同、建构新式国家形态的抱负,同时意在为后来人留下一个关于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的焦点.陵墓修建的整个过程,则反映了国民党人再造国家的理想与地方社会、民间利益之间的折冲,体现了政治领域普泛的“革命”诉求与社会领域职业关怀的互动和协作.在国民党人的主导和技术专家的积极参与下,通过空间布局和细部构件的精心设计,中山陵表达出一种“开放的纪念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中国”的象征.孙中山正式入葬后,国民党人持续展开了一系列仪式行为,使中山陵的政治文化功能日益彰显.

符号、镜头中传递的政治正能量:《原乡》评析

一、《原乡》中“台湾老兵”的时代符号 老兵的特殊婚姻、“终身禄”、“授田证”、38年的“戒严”、和平纪念公园等构成电视剧《原乡》特有的时代符号. 三种老兵:大陆,台湾,香港各有一群国共内战期间的老兵,他们日夜思念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这样的老兵分为三种情况:1.在大陆的老兵系参军前为台湾人或香港人,参加解放军,后流落大陆,与台湾、香港亲人分离,如《原乡》中林水泉.2.1950年将近二万四千人以上的国民党各种部队番号逃兵,从四面八方涌进香港,迫聚在香港摩星岭一带.这一大批逃窜的国民党官兵,由港英政府以整顿市容为名,用船从摩星岭等地,分批运送到当时的荒山野岭之地调景岭集中安置.

二七大罢工的工人阶级文化符号意义

文化符号是人类生产和劳作的产物,是人类特殊精神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标记,也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专有文化对外表达的重要载体。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旨在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权益和争取工人群体的民主自由权利,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是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二七大罢工距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100年来,围绕二七大罢工组织过各种纪念活动,出版过各种文化作品和理论研究文章,建造有二七纪念塔等建筑物。经过100年的沉淀和记忆,二七大罢工已经成为富含文化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极具工人阶级文化符号意义。

论革命纪念日对政治认同的建构

纪念日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共同回忆与重复弘扬来传播文化。革命纪念日与执政党建立、成长与壮大的重要结点密切相关,是一个族群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见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革命纪念日建设,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体系为社会成员记忆认同与价值认同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场所和情境氛围,有利于形成政治认同。同时,革命纪念日的政治性、记忆性、公共性、再造性、群众性使之成为能够建构政治认同的基本条件。特定的时空、节庆活动、节庆主题、节庆仪式是革命纪念日能够成为建构政治认同的文化符号体系。新时代的发展环境也为革命纪念日建构政治认同提供了可实现的发展机遇。因此,应重视对革命纪念日的开发和利用,以此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民国时期兰州城市的“中山纪念空间”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其革命活动与思想对中国革命进程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其逝世后亦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政治社会整合过程中被逐渐建构成为民众精神崇拜对象与政权政治象征符号,并贯穿于民国时期政治运行始终。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形态的中山纪念空间于西北重镇兰州落成,并在市镇建设与教育工作中出现以'中山'命名的街道、桥梁与学校单位,多数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城市建设'中山印记'。而对以兰州为代表的民国城市中逐渐空间化与日常生活化的中山标志进行分析,或可对进一步理解中山纪念这一民国特色政治文化所包含的传统性社会认知有所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二七精神”的构建与传播

爆发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可阐释性。在事件发生不久,“二七”就成为此次工人运动的符号受到广泛认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二七”事件不断阐释和塑造,并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形成了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自由解放敢为人先、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二七精神”。“二七精神”通过报纸杂志、纪念大会、职工运动、大生产活动等丰富多样的载体,在周期性的传播中被唤起、刻写和固化,对个人和群体留下深刻的记忆。这对动员全民族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试论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是指体现中国共产党特征、携有中国共产党政治信息的符号。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主张,阐释和传播中共政治符号的基本内涵;借助纪念仪式,体现和传播中共政治符号的引导力量;借助纪念内容,建构和传播中共政治符号的理论体系;借助纪念契机,发挥和传播中共政治符号的教育功能;借助纪念对象,生产和传播新的中共政治符号产品。中国共产党凭借各种形式纪念活动的开展来进行其政治符号的建构和传播。

纪念性符号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纪念性符号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的对人或事表示怀念的记号或标记,具有表述、理解、传达和思考的功能。纪念性空间的建造,纪念性活动的营造,纪念性话语的构造,纪念性文化的创造,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纪念性符号功能运用所面临的记忆淡化与认同危机、纪念性活动的简单重复、纪念性话语的枯燥乏味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等问题,需要对纪念性符号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优化,注重历史记忆的唤醒和增强,注重空间活动的创新与优化,注重叙事话语的转向和重构,注重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一代符号学大师、整个世纪之影响——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代编者按)

当今的符号学早已发展成为跨越国界和政治集团的、统一的学术运动。而这场全球性的学术运动的先驱之一，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和符号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提出建立符号学：“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

言中山而伸政见: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政治意蕴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纪念孙中山,在持续塑造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同时进行切合时局的政治动员。不同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承载着旨趣迥异的政治诉求:大革命时期推进国共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土地革命时期抨击国民党背叛革命、形塑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合法性;抗日解放时期广泛动员全民抗日、力促民权民生改革;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反对霸权主义、共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后凝聚现代化建设共识、共圆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孙中山纪念的政治意蕴变迁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孙中山符号凝聚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信仰认同的持续张力。伴随着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建设梦想的继承和超越,中国共产党推行一系列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的生成逻辑、实践路径及价值意蕴

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是做好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巩固工作的重要举措。基于提高党员素质、建构政党认同、凝聚人民力量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将建党三十周年纪念与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合。通过以普及党史知识为目标充实建党纪念宣传话语、以建党纪念日为契机形成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文献、以建党纪念活动为载体活化党史学习教育方式的实践路径,推动自我革命的发展进程、形塑政党认同的历史记忆、凝聚国家建设的磅礴力量,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新时代中小型人物类博物馆文创工作探索与实践——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对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意义重大。近年来,“博物馆热”不断升温,博物馆已成为赋能美好生活、点亮城市未来的重要载体,涌现出一大批“网红博物馆”。与此同时,博物馆文创也越发吸引公众关注,故宫文创、上博文创、一大文创等频频出圈。相较于综合类、历史类等大型博物馆,中小型人物类博物馆具有政治属性鲜明、藏品符号性弱、体量人流量小、专业人才缺乏等特点,难以简单复制大型博物馆文创开发成功经验。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近年来文创工作实践进行剖析,进而思考和探索新时代中小型人物类博物馆如何打好差异化特色牌、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

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符号通过时间、空间、仪式、传媒等多向度渗入社会日常生活,而以时间为轴的建构体现于总理(国父)纪念周与纪念日的设置。纪念周是规模最大、频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时间符号,本文从制度时间与仪式操演的双重维度,考察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时间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推广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揭示纪念周制度所隐含的现代政治权力技术。同时,考察社会各界对纪念周的不同反应以及抗战时期纪念周的特殊功能。由于国民党脱离底层民众,政治腐败,纪念周的推行并未使国民党完全实现对民众党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但总体而言,孙中山符号通过纪念周而得到广泛传输,构成生活在民国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影响着1949年后人们接受孙中山符号的新生意义。

红区博物 一座纪念南非斗争史的博物馆

随着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南非建筑设计再次进入欣欣向荣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南非建筑家列克斯马田森(Rex Vmartienssen)曾结合南非本土建筑,设计出系列具有柯布西埃粗野形式的公寓住宅:20世纪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