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家对“二王”书风的重塑

初唐时期,统治者推崇王羲之书法,“崇王”书风盛行。作为初唐书风代表的“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的书法取法于“二王”(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在“二王”书法风格与审美思想的影响之下,融合大唐时代新风,形成了初唐书法“平正”“瘦硬”楷书风格与“中庸”“兼善”的审美思想,开启了初唐书风的新面貌,使得魏晋以来的渐趋消歇的“二王”书风在初唐得以重塑,影响深远。

书法史写作的“西学东渐”与“范式转型”——以“二王”叙述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书法史"是一门2 0世纪以来,在西方"专门史"研究的影响下形成的以书法为研究对象的新式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逐渐形成今天"书法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然而,无论是"书法史"的研究方式和写作体例,都与中国古代的"书评"相去甚远,而更加接近于现代学术的趣味与旨归。本文基于对于百年书法史研究与写作中"二王"叙述这一片段的截取与梳理,呈现书法研究从古典到现代的这一关键的学术转型。

精神契合与文化认同——论新城“二王”与眉山“二苏”

王士禄与王士禛兄弟弱冠以甲科登第,并称"二王",由于家世、经历及文学才华而被时人比作眉山"二苏"。在清初特殊的家族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二王"自觉追仿"二苏",表现在"磨勘之狱"与"二苏"精神上的契合,和蜀冈禅智寺唱和中文化上的认同。"二王"因此度过仕途的困厄,得到江南文人的认可与推重。

“二王”书法艺术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是书法史上的"圣人"和"亚圣","羲献之风"占据书坛的重要位置,"二王笔法"构成了书法技法体系的核心,奠定了书法的基本法度,后世的书家无不取法"二王"。指出要传承和创新"二王"书法艺术精神,树立正确的艺术观。

米芾与“二王”书法审美之比较

米芾的书法成就不仅在宋代,而且在整个书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米芾在其书法的学习一生以晋人为宗,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为圭臬。本文通过米芾与"二王"书法的气韵、风骨、境界、技法的比较,来分析米芾对"二王"书法的继承与创新。

试论宋尚意书风对晋“二王”法书的接受——以米芾书法创作为例

中国书法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嬗变,由象形文字而演绎成抽象符号,由文字的实用性而发展成艺术的审美,注入了历代艺术家的思想追求和蜕变,形成了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的书风。本文从宋人尚意书风视角,沿流溯源,通过对宋书家个体米芾学书历程的分析,探讨其尚意书风对晋“二王”尚韵书风的接受,阐述其与“二王”书法艺术之共性与个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越山崱崱话“二王”(连载)

2小王：王大川我很羡慕大川兄，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第一次拜见伯敏先生时，在木楼梯一楼通向二楼的拐角处，有一张小书桌．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少年背对着我。当我的脚步声惊动他的时候，他蓦地转身，清眸相对而无问答。可是快40年过去，我还依然记得他那腼腆的神情，以及用图钉揿在墙上的一幅素描头像。

魏晋精英文化生態與“二王”書法風流

東晋是書法史上一個特殊而又燦爛的時代,名家衆多,由“二王”引領時尚潮流,此已爲言書者耳熟能詳。作爲以魏晋玄學與魏晋風度爲主體的精英文化生態,是如何陶冶、塑造書家人格、乃至于精神世界的?尺牘書法風流中的書體演進與書家的個性出新、風格演繹,爲何萃集于“二王”?社會思想文化與生活中的“二王”,如何在錯綜複雜的關聯中實現自我價值、成其書法偉業的?等等。本文以蔡襄評晋人書法爲起點,次第探索了魏晋精英文化時尚、文化生態中的“二王”精神風貌,“二王”書法風格與書體演進的最後完成,“二王”書法藝術的“精神解領”等問題,或爲前所未言,或爲舊説補闕,而研究要點在于文化與人,内藴外溢,最終成就書法。

“二王”本《宋本杜工部集》校勘研究

通过对《宋本杜工部集》中有关"二王"本部分的校勘形式和内容的考察,发现其"云校"和"作校"这两大校勘形式体现了校者特定的校勘意识。在大量校例的考察和分析基础上,可以大概判断:同为对杜集流传版本的校勘,"作校"如通常意义上的侧重于版本异同的校勘;"云校"多为在"作校"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为作者对其诗文进行整理和修改情况的反映。

展厅时代取法“二王”的利与弊

在当今的展厅时代,“二王”逐渐成为了取法的主流,从理论上看“二王”在中国书法史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取法“二王”即“取法乎上”存在逻辑上的自恰,但实际上抱守“二王”存在极强的局限性,往往导致“千人一面”,所以取法“二王”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从正面看,取法“二王”是正途,可以有效避免“野狐禅”,有助于深入理解书法传统;从反面看取法“二王”难度极大且并不能带来个人面貌。取法“二王”是“取法乎上”,但“取法乎上”未必就要取法“二王”,选择适合的法帖更重要,更有助于成就独特的面貌和个性,与其“取法乎上”,不如“取法乎当”。

追捕“二王”的记忆(连载之三)

邹志雄和刘细鹏正待上前检查的时候，趴在地上的可疑人突然“砰”的一声，开枪向邹志雄射击。

《任公屏盗碑》与五代二王书风探究

现藏于山东巨野的《任公屏盗碑》作为中国五代时期屏盗碑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为众多金石学家、史学家所注意,为"以碑证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另一方面,作为书法艺术而言,《任公屏盗碑》是五代时期以"二王"行书风格作为铭石体的典型代表。且此碑立于后周显德二年,距宋朝建国时间仅有五年,亦可以借此窥见宋初书法风貌的渊源。

化“二王”行草笔法入楷则——吴玉如《张伯苓碑》浅析

本文以吴玉如所书《张伯苓碑》为研究对象,通过阐释吴玉如的书法美学观念、学习魏碑的历程、笔法及结体等方面的特点,探讨吴玉如魏碑书法的独特艺术风格以及其书作《张伯苓碑》达到的美与善、文与质相统一的“中和”之境。

南朝时期“二王三恪”考论

"二王三恪"之礼是古代统治王朝封前代帝王之后的礼仪制度,"二王三恪"指前代的奉祀者。对南朝时期"二王三恪"的人选和他们在新朝的待遇、地位等问题进行考察,发现新的王朝统治者对前朝的态度是审慎而警惕的,他们为巩固自身统治、确立政权正统性做出种种努力,这些努力作用在"二王三恪"之礼上,使这一礼仪制度在南朝时期的运行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校读拾遗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早的汉医验方书。该书载有283个医方,其中几则方子仍有探讨余地,甚至需要借助巫术思维予以解读。“狂犬啮人”方中所谓“恒石”即“常石”,亦即普通石头,取两石相磨而疗狂犬所啮,是以石屑像犬牙之粉为治;“()”方中“毋敢上下”,是早期古人对蝎毒之类毒性善走的朴素认识;“肿囊”方中“酸浆”非本草“酸浆”,乃是古人饮品溲浆;“疣”方中“■楬”即“翦■”,为随手翦取的道旁荏属植物。

颜真卿书法二论

颜真卿在书法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论述两点:一是对影响和控制书坛四百余年的“二王”书体进行了革新,自创了颜体。关于颜真卿革新成功的原因,必须看到颜氏家族自颜回以来所形成的优秀道德人格在颜体形成中的作用。二是在书法美学方面,颜真卿重举壮美大旗,其家族的优秀道德人格促进了他对壮美思想的追求,颜真卿成为书品之美与人品之美高度契合的典型。

晋唐笔法的传承

晋、唐是书法史上的两个高峰,本属一脉传承,但从技法到美感风格、从书家个性到时代风尚,都有明显的区别。归根到底,还是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差异使然。文章着重分析了晋、唐笔法的不同及其原委,还有它们是如何影响到美感风格的问题,同时也论及了人的社会生活体验、观念和作品之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对今天如何更好地弘扬"兰亭"精神,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白蕉书法探究

清末民初碑派书风虽占据书坛的主流地位,白蕉却依然坚守着帖学之道,以"二王"书法为依归,其书风则主要体现在"古、淡、雅"三字上,保持着纯粹的帖学思想。

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为线索

"二王三恪"的择立,既关乎当代王朝是否承认前朝政权的合法性,也关乎其政权历运正朔的承袭问题。唐初以周、隋为"二王",上承周隋北朝脉络,即表明了对北朝政权的认同。关陇集团在当时实际控制和掌握着正统观念的话语权,来自关东或南方的士人群体尚无力打破这种局面。而高宗、武后以后有关"二王三恪"的改设,以及关于李唐历运及正统问题的讨论,实际与各种政治集团势力消长密切相关。关陇集团式微的过程,也是朝野内外不断提出改辙唐代历运与"二王三恪",并转而承袭周、汉与南朝不同主张的过程。关于历运承北、承南抑或承周、汉问题的讨论,其实反映了大一统的唐王朝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认识与总结,而总结历史也就意味着在选择自己的正统来源。

柳怀素墓志所见武周改立“二王三恪”史事考

武周在取代李唐政权过程中曾两度改置"二王三恪",或远绍周汉,或近承隋唐,作为塑造自身正统性的重要手段。藉由柳怀素墓志提供的线索,可以考察永昌元年首次改立"二王三恪"政令在实际运作中的复杂状况,并由之审视圣历二年再度改制的内因,进而思考武周时期史料在李唐复政后遭致刻意删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