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平台传统监管的局限与法治化改革

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利用技术、资本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由于传统监管的滞后和局限,异化为资本无序扩张的典型样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监管的核心使命,并驱动监管法治化改革。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产融结合、多元经营、跨界竞争属性导致其负外部性不局限于垄断问题,还叠加了金融风险及其传导。以单面向监管、政策性监管、粗放式监管、惩戒式监管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监管,偏离了法治原则,面对互联网金融平台,形成监管瓶颈和治理堵塞。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跨界多元性、数据的“流动性”、各主体发展机会的“公平竞争性”、金融的“风险性”、数字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决定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法治化监管的包容性建构。反垄断监管和金融监管的协同合作、外部强制监管与平台合规自律相向而行、在平台分类分级基础上开展精准监管、在法治轨道推进应急性监管向常态化监管转型、数字赋能监管,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监管法治化改革的中心议题和发展方向。

山东省沿海港口液货船舶到港作业安全共治实践

结合“三项措施”基本内涵,系统分析了“三项措施”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管控措施实施环节的优化方案与管理建议,最终实现液货船舶本质安全水平的循环提升。

中国互联网“三十而立”:从“追随者”到“引领者”

今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从初联国际到如今的5G引领世界,从人工智能的智慧之光到新能源的未来密码,30年来,中国互联网行业坚持创新驱动、依法治网,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蝶变。

推广“互联网+”安全共治管理 创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建议

"互联网+"安全共治管理模式是依据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多方共治交通安全模式。本文针对该模式进行了其在功能及管理方面的优势分析,并针对浙江省及全国推广该模式提出了建议。

“互联网+”模式下O2O智慧养老服务配合中医治未病理念在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目的 探究“互联网+”模式下O2O智慧养老服务配合中医治未病理念在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我院所属社区的老年人106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3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管理,观察组采用“互联网+”模式下O2O智慧养老服务配合中医治未病理念进行管理,比较两组健康情况、幸福感情况、生活方式与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健康商数问卷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生活方式量表(HPLP)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采用“互联网+”模式下O2O智慧养老服务配合中医治未病理念较采用常规健康护理,前者可显著提升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感、改善老年人生活方式、提升满意率。

治未病临床相关的科创转化及互联网跨界应用

治未病是中医学防病治病的重要原则,近年来发展迅速,临床相关的科创转化包括纠正气虚、阳虚、气郁等偏颇体质,调节亚健康状态的膏药、茶饮等内服法,五行药灸罐治疗痰湿质腹型肥胖、平衡罐与铜砭刮痧改善痰湿质亚健康人群、督脉灸联合游走罐治疗阳虚质慢性疲劳综合征等外用法的创新,以及导引功法预防气虚质、中医五音疗法控制高血压等其他疗法的创新。而在互联网领域,治未病的发展,不论从管理模式还是技术,以及相关衍生软、硬件产品,不断进步创新,帮助用户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已病早治,实现全面的健康管理,前景十分广阔。现将其在临床关的科创转换化及互联网跨界应用作一综述。

互联网平台的复合角色与多元共治:一个分析框架

随着互联网平台规模的日益扩大,治理性风险随之暴露。本文以系统观为指导,从功能、风险和治理三个层面构建互联网平台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媒介组织、商业企业和公共平台三重复合功能,各功能角色可能引发传播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等系统性治理风险。互联网平台多元共治体系应涵盖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和治理手段等模块。政府主治、平台自治、用户参治与机构协治相结合的多元共治治理模式有助于营造有序竞争的产业格局、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管理研究综述

"互联网+"技术应用于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可实现全程全域监管。由于信息的共享,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消费者与生产商、消费者与销售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缓解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造成的不利影响。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互联网在食品安全管理中应用的发展现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指出与国外相比我国尚存在的欠缺之处,并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

乡村善治中互联网运用及其价值

互联网对中国乡村治理影响甚大,并形成多种创新模式,主要集中在监管、服务和反腐领域。互联网对中国乡村善治意义重大,包括开拓视野、弥补短板和注入活力;改变治理内容和方式,使管理、决策、监督更科学;有助于反腐,成为预警、过滤和监督网;形成的互联网思维改变了干群的思想意识。在未来乡村治理中,要将互联网安全置于重要地位,加强互联网的制度建设,克服互联网治理的失衡,大力发展和快速培育乡村互联网治理人才队伍。

“后疫情·互联网”时代中医治未病全面升级的思考

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从2008年启动至今,已逾十年时间。如今,中医治未病在疫情考验、互联网冲击和市场巨变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全面升级,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从中医治未病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提出中医治未病全面升级要从学术化、产业化、生活化、智能化、网络化5个方面着手,从而为我国中医治未病事业在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提供参考。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多元治理理念与策略探究——基于互联网思维的视角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和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到来,产业转型升级与跨界融合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必须借鉴互联网思维驱动,创新校企合作,运用跨界思维,促进人才培养融合;运用社会化思维,重塑校企协作平台;运用用户思维,对接行业企业需求。校企合作的新态势为参与主体提供了多元共治内生动力的同时,也更进一步彰显了多元共治的价值取向。为实现校企合作多元共治的目标,应着力重塑政府角色定位,转变政府职能;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为校企合作提供平台;推动企业主导参与,使校企由"合作"走向"融合";职业院校以理念变革为基础,提升人才培养的内适力。

“互联网+”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互联网+"既为法治政府建设带来机遇,政府监管和法律制度也需要应时而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推行政社合作的治理模式,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调整,行政行为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行政程序也有待更加优化、简化和电子化。

论互联网金融的公私协同共治

面对金融新要素对传统监管的挑战,以公权为主导并集结互联网金融行业组织和金融企业等私法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成为互联网金融治理模式优化的有益探索。囿于互联网金融公私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互赖基础薄弱,私法治理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不足以及公权主导的元治理机制适用异化等因素,我国互联网金融合作治理陷入失衡的困境。新治理框架下的系统协同论提供了耦合三方治理主体的公私协同共治思路,通过深化开放型共治组织架构、加强交互型共治规范建设以及落实制衡型共治权责配置等举措,有助于纾解既有的合作治理困境,并最终裨益于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宗旨的我国互联网金融现代化建设。

互联网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启示

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终端"等新技术为特征的WEB3.0时代催生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模式: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深刻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行为、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并成为一种全新的解释社会发展现象的世界观和改变世界的方法论。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价值是用户至上、数据驱动、简约迭代和平台思维,互联网思维的基于用户思维、基于迭代思维、基于大数据思维、基于平台思维和基于社会思维等特征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

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治理的构造与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互联网环境下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的新要求。互联网、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亦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获权过程中的循环诉讼、海外知识产权利益保护、滥用知识产权导致的司法资源浪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国家安全等问题超出了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规制的范围。知识产权治理可以弥补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本文基于知识产权治理的理念,分析了知识产权治理的构造,探讨了知识产权治理的特质,廓清了知识产权治理的实践路径。

互联网国际治理的中国智慧

中国对于网络主权的尊重、对于和平安全的维护、对于开放合作的促进、对于良好秩序的构建,是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朝向科学、合理变革的理性精神,是确保互联网普惠、开放、共享精神落到实处的原则,也是确保互联网发展以及基于互联网所推动的资源重组、产业升级和新兴实体领域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保障。

假新闻阻击战:全球互联网共治的起点

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的新特点 近年来，假新闻在沉寂多年后重新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脸书”（Facebook）在2015～2017年间检测到了3000个虚假广告和470个发布煽动性内容的虚假账户。2017年10月，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通过社交网站上的虚假新闻操纵舆论的情况出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泛滥成灾的假新闻被公认为是影响选情的主要因素之一。

善用“互联网+”提升政府善治能力

"互联网+政府管理"的创新模式,是提升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发展方向。本文结合当前政府监管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下一步提升政府善治能力的几个重要着力点。

基于回归论知识观的“互联网+教育”多元共治模式研究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多元协同共治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模式。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促进教育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推动了教育治理体系的革新。文章结合回归论知识观和公共治理理论,分析了“互联网+教育”中知识主体多元化与治理主体多元化之间的天然联系、差异与协调方式。研究发现,知识生产主体多元化和知识传播主体多元化,为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同时也加剧了教育治理对象的进一步复杂化。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提出了构建“互联网+教育”多元共治模式的建议:首先需要坚持政府在教育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并借由大数据保证多元主体的全面在场;其次以知识主体多元化带来的治理体系扁平化应对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再次通过加强行业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各类主体参与共治的积极性;最后知识主体的多元性为自治能力的提升带来基础性的保障。

互联网赋能如何影响政府相对贫困治理绩效?--开放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数字乡村战略实施和新冠肺炎疫情抗击,使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相对贫困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互联网如何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化。论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互联网赋能、开放式创新治贫(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及帮扶服务创新)、政府治贫绩效概念模型,并运用281份问卷调查数据验证模型,以探寻互联网赋能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互联网赋能不仅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且以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为中介间接影响政府治贫绩效;互联网赋能对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对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论文从技术主导逻辑视角研究互联网赋能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并提出“三化”治理路径,拓展了制度主导逻辑治贫理论,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进行了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