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新时代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文章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选取自2006-2018年中国31个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内生因素、压力扩散机制和官员个人特征3个维度探讨“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扩散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省级政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扩散在时间维度上呈现“S”型曲线,在空间维度上呈现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扩散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依赖度、互联网用户数和邻近压力是影响省级政府采纳“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的关键因素。同时,在政策扩散的不同区域,不同逻辑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省级政府的政策采纳。

价值共创如何助推“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基于湖北省“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案例研究

作为“放管服”改革的政策抓手,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关键举措。“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蕴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发展并最终创造公共价值的旨趣,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价值共创驱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分析框架,并通过湖北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案例的深入剖析发现,改革构建起价值引领机制、多重授权机制和能力支撑机制,这三重机制的有机结合涵摄了“价值共识-价值生产-价值共享”等影响因素,实现了改革过程与改革结果的有效性。

“互联网+政务服务”便民利企更高效

在信息时代,政务服务的高效运行已成为测度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尺。近年来,辽宁省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断推进,数字政府的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企业和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民亲民、高效智慧的政务服务。“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的在线处理,办理相关事务流程更加优化,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和透明度,有利地激发了社会和市场活力。曾几何时,企业信息变更可能需要跑多个部门,填写大量表格,耗时费力。

“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优化路径

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分析,采用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全国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表现为正向的作用,这一结论在换核心变量测度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互联网+政务服务”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相较于东部和东北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对中西地区区域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深入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建议要全面提升用户线上办理体验,以“互联网+”技术驱动创新发展,深化制度改革匹配创新技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自然资源业务系统与省级“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整体对接方法研究与实现

自然资源政务服务业务系统与“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有效对接,对于提升自然资源部门政务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自然资源部门业务系统众多、业务系统建设方式不一、网络部署环境多样的情况,探索了一种自然资源业务系统与省级“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总对总”的整体对接方法,采用“一个政务数据资源中心、多个应用对接模块”的建设方式,搭建了省级自然资源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了业务系统与省级“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整体对接。实践表明,该方法简化了业务系统与其他外部系统对接方式的流程管理,促进了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共用,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

“互联网+政府服务”对地方政务营商环境优化研究--以X市为例

当前,随着数智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利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推动政务服务改善,进而优化政务营商环境已经成为趋势。本文聚焦于陕西省X市“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优化政务营商环境的实践,通过分析发现,陕西省X市企业办事便利程度和政务服务透明度不断优化,但政务营商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主要表现在多部门联合监管效果不好、政企沟通渠道不完善等方面。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政务服务应秉持服务型政府理念,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拓宽政企沟通渠道、完善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最终实现政务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和良性发展。

“互联网+”背景下政务服务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人员频繁流动所导致的人事档案变动给各地政务服务部门带来了繁重的工作。在政务服务人事档案管理部门中,不仅保管着本地职工、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档案,还管理着大量流动人口的档案。面对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工作的需要。进入信息化时代,如何在“互联网+”背景下做好政务服务部门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每位档案管理工作人员亟须思考并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对政务服务部门人事档案管理重要性及当前现状分析,提出了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及相关途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体验影响机理研究——基于系统建构及用户价值感知视角

“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是提升政务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的突破口。通过以系统建构视角以及价值感知视角切入讨论“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体验影响机理,得出信息质量、系统质量、服务质量、感知成本、感知收益等因素显著影响“互联网+政务服务”体验的结果。据此提出以优化系统建构质量为抓手,提升感知价值为根基增强用户“互联网+政务服务”体验的建议,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中的技术植入、结构摩擦与逻辑调适

“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幅度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政务服务供给的耦合特征及信息技术植入所暗含的制度安排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运作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瓶颈。信息技术所包含的制度安排与既有组织结构中制度安排之间的碰撞过程呈现出的技术植入与制度建设的非对称性问题、组织的创新性与合法性的张力问题及植入环境与应用条件契合弱的问题,造成改革中技术被选择性应用,并最终导致“技术-组织-制度”三者之间的调适性适应。信息技术的优势是,在不改变组织结构的前提下,使组织变得富有弹性,其本质是信息时代技术与制度双重驱动下的治理变革。互联网技术赋能政务服务需要化解制度与政府组织结构之间的张力,既要重视信息技术的支撑,更要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软环境设计,最终实现技术应用与组织、制度变革的动态适应,只重视技术投入而忽视制度变革的改革必将陷入困境。

基于ECM-ISC模型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公众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随着数字政府的持续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政务服务质量的突破口。基于ECM-ISC模型,从“顾客”视角出发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公众持续使用意愿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期望确认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期望确认显著正向影响满意度;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持续使用意愿;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持续使用意愿。研究可为数字政府建设及海南省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参考。

“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构建整体性政府研究

“互联网+政务服务”旨在推动我国政务服务领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是我国构建整体性政府的重要实践方式。目前,我国各地推广的试点“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等改革取得显著成果,但整体性政府建设仍存在一定的理论卡点与现实堵点。因此,分析目前构建整体性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并依据“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实践经验,从技术协同、价值重塑、组织重构、系统优化四个维度阐释在“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构建整体性政府,对于我国当前的政府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近年来,“大智移云物区”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彻底改变了当今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电子政务的发展和应用。本文立足于“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分析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大数据应用成本较高、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缺失以及数字鸿沟等,并深入挖掘了“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政府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推动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不断发展。

“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优化政务营商环境研究——以N县行政审批局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利用的普遍提高,政务营商环境优化一度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追求目标。“互联网+政务服务”管理也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技术措施。特别是在“互联网 政务服务”逐步融合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形势下,企业办事便利度、政府工作透明度及政务服务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营商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主要表现在:政务服务标准化程度仍需提高、数据资源共享有待强化、审批流程有待优化、审管衔接有待加强、政企沟通有待完善等方面。行政审批部门作为政府优化政务营商环境的关键主体,应秉持服务型政府理念,加强数字型政府建设,完善政务服务标准化,整合部门自建系统,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精准定位企业需求,充分发挥企业服务中心作用,最终实现政务营商环境新突破。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探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政府服务也在逐步向线上迁移,“互联网+政务服务”应运而生,并且已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对此,文章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出发,探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优化路径,通过分析当前“互联网+政务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以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对于创新政府服务形式,推动数字化政府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选取作为“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省份的贵州省来展开具体研究,概述“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内涵及运作机制,分析贵州省面临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困境,并积极探讨其生成逻辑,从而为贵州省“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互联网+”政务服务存在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应用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政府改革领域中。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以“人民的满意度”作为价值追求,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进行政府自我革命,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形成了“杭州样本”,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坚定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战略决心,在宣传手段、公共行政伦理文化建设、监管方式创新等方面继续发力,让广大群众更多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幸福感。

海南住建领域“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

海南省充分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思维,数字赋能住建领域执业资格审批。通过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对接企业工商信息、企业资质信息、人员社保信息、继续教育信息等,以智能审批代替人工审核。近年来,海南省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的“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要求,依托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持续深入推进住建领域“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

基于NVivo分析改进上海市“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对策建议

目的:分析上海市三级、二级和一级医院护士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重要性和制约因素,为推进“互联网+护理服务”提供对策建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上海市2所三级综合医院、2所三级专科医院、2所二级综合医院以及3所一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36名临床护理人员或管理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使用三级编码法,借助NVivo 12 Plus软件的项目图、矩阵编码分析等功能对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结果:共构建重要性、制约因素和对策建议3个一级节点、13个二级节点和11个三级节点。按照参考点数量分析,重要性依次体现在服务对象福祉、护士价值和医院发展上;制约因素依次排序主要是安全问题、人力问题、政策问题和平台问题。对策建议依次排序主要是服务定价、服务项目、服务安全、服务标准、服务平台和服务对象。通过框架矩阵比较分析发现,不同级别医院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存在的制约因素和对策建议侧重点不同。结论:不同级别医院护士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制约因素不同,建议加大政策支持、明确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合理服务定价、持续改进“互联网+护理服务”项目,加快信息平台建设,多措并举,推进优质护理服务共建共享。

技术-大组织-环境:“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路径--以厦门“免申即享”平台为例

“互联网+政务服务”当前已成为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发展大势,其平台创新也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本研究以厦门市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为案例,基于TOE框架,对其平台的建设和创新进行分析,由此对TOE框架进行改造,构建出“技术-大组织-环境”的理论框架,从而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创新路径。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的过程中,组织维度是核心,要重视组织建设,增强“大组织”紧密度和协作性;环境维度是保障,要营造良好环境;技术维度是基础,要提升技术水平;三者协同联动是关键,要平衡和加强三个维度的建设。

我国医院互联网药学服务建设现状的研究进展

“互联网+药学服务”可促进医院医疗服务理念创新和药学服务模式转型,实现药学学科优质服务的实时化、个性化,持续扩容互联网诊疗框架下的用药消费主体,精准对接患者多维度健康服务的需求,但在拓展药学工作边界、方法,优化物流配送环节、行政监管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和挑战。如何保障居家用药服务质量、提高患者对在线药学服务的认可度以及覆盖尚未发掘的偏远落后地区市场洼地,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加强行政监管和信息安全防范,是未来研究和探讨的方向。该研究通过查阅“互联网+药学服务”相关文献资料,分析以大型综合医院为主体的互联网医院线上药学服务供给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