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共创如何助推“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基于湖北省“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案例研究

作为“放管服”改革的政策抓手,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关键举措。“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蕴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发展并最终创造公共价值的旨趣,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价值共创驱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分析框架,并通过湖北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案例的深入剖析发现,改革构建起价值引领机制、多重授权机制和能力支撑机制,这三重机制的有机结合涵摄了“价值共识-价值生产-价值共享”等影响因素,实现了改革过程与改革结果的有效性。

“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中的技术植入、结构摩擦与逻辑调适

“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幅度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政务服务供给的耦合特征及信息技术植入所暗含的制度安排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运作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瓶颈。信息技术所包含的制度安排与既有组织结构中制度安排之间的碰撞过程呈现出的技术植入与制度建设的非对称性问题、组织的创新性与合法性的张力问题及植入环境与应用条件契合弱的问题,造成改革中技术被选择性应用,并最终导致“技术-组织-制度”三者之间的调适性适应。信息技术的优势是,在不改变组织结构的前提下,使组织变得富有弹性,其本质是信息时代技术与制度双重驱动下的治理变革。互联网技术赋能政务服务需要化解制度与政府组织结构之间的张力,既要重视信息技术的支撑,更要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软环境设计,最终实现技术应用与组织、制度变革的动态适应,只重视技术投入而忽视制度变革的改革必将陷入困境。

“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新时代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文章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选取自2006-2018年中国31个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内生因素、压力扩散机制和官员个人特征3个维度探讨“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扩散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省级政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扩散在时间维度上呈现“S”型曲线,在空间维度上呈现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扩散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依赖度、互联网用户数和邻近压力是影响省级政府采纳“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的关键因素。同时,在政策扩散的不同区域,不同逻辑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省级政府的政策采纳。

“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优化路径

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分析,采用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对全国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表现为正向的作用,这一结论在换核心变量测度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互联网+政务服务”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相较于东部和东北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对中西地区区域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深入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建议要全面提升用户线上办理体验,以“互联网+”技术驱动创新发展,深化制度改革匹配创新技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自然资源业务系统与省级“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整体对接方法研究与实现

自然资源政务服务业务系统与“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有效对接,对于提升自然资源部门政务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自然资源部门业务系统众多、业务系统建设方式不一、网络部署环境多样的情况,探索了一种自然资源业务系统与省级“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总对总”的整体对接方法,采用“一个政务数据资源中心、多个应用对接模块”的建设方式,搭建了省级自然资源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了业务系统与省级“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整体对接。实践表明,该方法简化了业务系统与其他外部系统对接方式的流程管理,促进了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共用,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

“互联网+政府服务”对地方政务营商环境优化研究--以X市为例

当前,随着数智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利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推动政务服务改善,进而优化政务营商环境已经成为趋势。本文聚焦于陕西省X市“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优化政务营商环境的实践,通过分析发现,陕西省X市企业办事便利程度和政务服务透明度不断优化,但政务营商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主要表现在多部门联合监管效果不好、政企沟通渠道不完善等方面。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政务服务应秉持服务型政府理念,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拓宽政企沟通渠道、完善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最终实现政务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和良性发展。

基于ECM-ISC模型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公众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随着数字政府的持续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政务服务质量的突破口。基于ECM-ISC模型,从“顾客”视角出发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公众持续使用意愿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期望确认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期望确认显著正向影响满意度;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持续使用意愿;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持续使用意愿。研究可为数字政府建设及海南省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参考。

“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构建整体性政府研究

“互联网+政务服务”旨在推动我国政务服务领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是我国构建整体性政府的重要实践方式。目前,我国各地推广的试点“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等改革取得显著成果,但整体性政府建设仍存在一定的理论卡点与现实堵点。因此,分析目前构建整体性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并依据“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实践经验,从技术协同、价值重塑、组织重构、系统优化四个维度阐释在“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构建整体性政府,对于我国当前的政府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优化政务营商环境研究——以N县行政审批局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利用的普遍提高,政务营商环境优化一度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追求目标。“互联网+政务服务”管理也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技术措施。特别是在“互联网 政务服务”逐步融合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形势下,企业办事便利度、政府工作透明度及政务服务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营商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主要表现在:政务服务标准化程度仍需提高、数据资源共享有待强化、审批流程有待优化、审管衔接有待加强、政企沟通有待完善等方面。行政审批部门作为政府优化政务营商环境的关键主体,应秉持服务型政府理念,加强数字型政府建设,完善政务服务标准化,整合部门自建系统,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精准定位企业需求,充分发挥企业服务中心作用,最终实现政务营商环境新突破。

“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对于创新政府服务形式,推动数字化政府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选取作为“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省份的贵州省来展开具体研究,概述“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内涵及运作机制,分析贵州省面临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困境,并积极探讨其生成逻辑,从而为贵州省“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技术-大组织-环境:“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路径--以厦门“免申即享”平台为例

“互联网+政务服务”当前已成为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发展大势,其平台创新也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本研究以厦门市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为案例,基于TOE框架,对其平台的建设和创新进行分析,由此对TOE框架进行改造,构建出“技术-大组织-环境”的理论框架,从而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创新路径。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的过程中,组织维度是核心,要重视组织建设,增强“大组织”紧密度和协作性;环境维度是保障,要营造良好环境;技术维度是基础,要提升技术水平;三者协同联动是关键,要平衡和加强三个维度的建设。

数字治理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分析——以广东省广州市“一窗式”改革为例

政府治理向数字化治理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互联网+政务服务”作为促进政府治理转型的重要抓手,对于更好地将政府治理工具与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机融合,从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痛难点问题,如互联网政务服务事项缺乏统一标准、数据共享存在信息壁垒与协同障碍、容缺办理制度亟待推广完善以及在线政务平台存在信息安全隐患等。为了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路径,文章以试点城市广东省广州市的“一窗式”改革为例进行分析,从顶层设计、共享协同、治理模式与监管模式几方面为改革提供优化路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中基层工作者的角色变迁及阻碍因素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中,基层工作者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被动到主动、“政策执行者”到“政策执行者+解读者+宣传者”的角色变迁,其变迁效果取决于客观环境复杂程度和主观胜任力高低。部门间协同困境、公众认知障碍、政策制度压力、基层自我价值认同是阻碍角色变迁的最主要因素,业务知识结构、需求回应能力的影响力较弱,形成了客观主导型、主客观联动型两种阻碍角色变迁的模式。有必要从激励保障、考核问责、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强机制干预,促进基层工作者更好地实现角色转型升级。

“互联网+”背景下烟草专卖行政许可改革及措施分析

在“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的烟草行业在受理行政许可时,能够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以此不断改进现有的许可流程,从而提高许可的质量和效率。本文主要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烟草专卖行政许可改革需求进行了深度剖析,并对目前受理行政许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概括,进而根据实际状况提出了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期望能为相关人员提供合适的参考。

推进黑龙江省“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的对策研究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优化政务服务环境的重要抓手。本文总结了黑龙江省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在提高行政效率,构建一体化平台等方面正在逐渐完善,但是还存在一些现实因素制约着黑龙江省“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发展。本文立足于黑龙江省“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现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优化策略,以期为推进政府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设计与应用

“互联网+”环境下,政务大数据关联公共服务和社会传感数据,使城市管理模式从单一走向立体、城市服务系统从孤立走向共享、城市决策模式从机械走向智能,已成为当前政务服务发展趋势。为解决政务数据、公共服务数据和社会传感数据融合不足、共享不充分、利用效能不高及技术平台缺乏等问题,该文提出了“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总体框架,首先对平台建设理论进行阐述,其次对系统架构、技术架构、关键技术和服务应用等进行设计,最后实现“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透明访问、城市信息单元建模、透明智能体协同、透明管理和微服务等功能。同时,该平台关键技术在数字广东和辽宁丹东社会保障等平台进行探索性应用,结果显示该平台能有效支持政务数据、公共服务数据和社会传感数据高效共享、管理和利用,提升部门服务效能。该文提出的平台总体设计方案可为省市级政府进行“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智能服务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基于“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作为数字时代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方向,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对建设数字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助推实现高质量发展非常关键。以“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为准自然试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效率提升,该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通过改善传统政商关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激发城市创新创业活力为经济效率提升拓展了新的动能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经济效率改善效应在信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市场整合程度和政府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新时期加快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及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治”提供了政策参考。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对策研究——基于山东省部分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第三方评估

基于对山东省部分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第三方评估的视角,目前"互联网+政务服务"存在的问题有:网上服务平台普及率不高、网络化服务水平欠佳、电子档案认可和利用度低、网络服务意识不强、网上服务平台宣传推介不够、网上服务平台的兼容性不强、部门间信息壁垒尚未打破等。文章梳理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理论研究的轨迹与现状,在深入进行理论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的建议是:优化再造服务流程,优化再造服务平台,着力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对政策措施落实督查力度,提升政府驾驭"互联网+"能力,培养"互联网+政府服务"新理念,营造"互联网+政务服务"舆论氛围,加强系统和信息防护能力。

“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是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档案的共性,也有区别于其他档案的个性,特别是它的现实性、动态性、保密性导致其流动频繁、服务面广,服务内容的涉密性。成都市人才服务中心承担的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模式创新研究,以成都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为基础,对“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服务模式进行研究。

基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模式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浙江省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的要求,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方便办事群众,增强群众获得感,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本文深入分析了浙江模式的创新措施与取得的成效,对优化自然资源政务服务提出了几点启示,为进一步提高我部自然资源管理的能力与水平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