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学生自治与校园学潮

"五四"之后,学生自治得到极大鼓吹,各地学校普遍设立学生自治会,但因从基本涵义到实际运作规则、方式等根本性问题,均难以达成一致,在实际运作中反而成为挑起学潮的重要诱因之一。学生自治施行不久便有"失败"的说法传出,部分学生因权利的滥用而将校园内矛盾激化,酿成学潮,甚至不乏以激进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的案例出现。学生表达不满方式的变化,既折射出了"五四"后学生群体在师生关系层面的反传统倾向,同时也是其整体走向激进化的重要表现。

“五四”后期陈独秀人权思想探析

自1920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人权观上也表现出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旨趣。他批判自由主义人权观,提出通过阶级战争建立人民政权以实现人民的权利,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女权问题,阐发了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观点,同时侧重诉求劳农阶级的权利,尤其是第二代人权。这些主张表明,"五四"后期陈独秀的人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

“五四”后期陈独秀的思想立场与哲学观

“五四”后期 ,陈独秀由渴求法律言论自由、崇尚基督耶稣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转化为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劳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清陈独秀由“五四”思想文化启蒙与创新转向政治理想建设与传播的基本线索 ,对深入“五四”时期思想史研究 。

“五四”后期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分化

本文在回顾五四启蒙思潮发生的目的所在的基础上,认为国内政治上的黑暗依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中外有识之士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是五四启蒙思潮发生分化的主要缘由,同时叙述了其分化的过程。

控制与自由之间:“五四”后新文学与出版业的互动效应

“五四”后 ,出版业与新文学之间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一时期的出版业不仅酝酿与推动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而且在艰苦的环境中为新文学开拓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为其不断的发展、成熟乃至经典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出版业在给“五四”后的新文学有力而多方面的支持的同时 ,也受到来自新文学的“反哺” ,成为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的研究 ,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全面地把握“五四”新文学 ,其历史性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向“网络出版”时代过渡的人们来说 。

从《幸福的家庭》走向《伤逝》——例说鲁迅小说中“五四”后青年知识分子出路问题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在小说《幸福的家庭》和《伤逝》的创作中,通过人物形象悲剧的剖析,揭示了“五四”后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势力束缚下解放出来后道路的问题,在反动统治、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们的“幸福的家庭”的理想只能是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找到新的出路,只有不断进行“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从《幸福的家庭》到《伤逝》一文的创作,标志着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和题材的深化和发展,标志着鲁迅小说创作在思想深度上的发展,标志着鲁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使鲁迅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

"五四"后,随着"新文化运动"一词的产生,出现了一场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时人在概括身在其中的新文化运动本质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根本出路等重大的问题,并合乎逻辑地引出了关于运动发展趋向的三个不同取向:普及文化、提升学术与转向社会革命。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三者虽不应等量齐观,但无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新文化运动不仅催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善果;从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依文化发展自身的逻辑,沿着普及与提高两个向度纵深发展,以至成为常态,有力地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从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它同样为中国现代文明政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期起作用的"非政治的"即文化思想的基础。

“五四”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形态宣传的思维视角

"五四"后就中国"为什么要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通过前途展望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讴歌、礼赞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知行之争即对中国现实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的思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化转型即对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要件的探讨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内容的科学分析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后北京大学“学生自治”问题考察——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为例

"五四"后,学生主体意识得以唤醒和确认,"学生自治"一时蔚然成风。1919年11月17日,处于五四后影响核心的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宣示以互助精神为本,以谋学术发展与社会改造为旨,由全体学生共组之;12月11日,学生会干事部出版股决议:编辑并发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创办《周刊》,是北大学生自治的一个重要举措。

试述“五四”后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五四运动后,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朱执信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剥削的本性,看到蕴藏在人民群众身上伟大的力量,认识到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认识到革命的性质、原因、动力和对象、手段和目的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论“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为了救国救民,"五四"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这实践中,他们的一些思想、做法对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众多启示。如要正确处理好理论自身的坚持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过去实际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实际的关系;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未来实际的关系。

“五四宪法”对国家监督体系的奠基

“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五四宪法”建立的国家监督体系以人大制度为基础,以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为重要方式,政协发挥着政治监督的功能。这一体系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这一体系存在着宪法实施不足、监督内涵缺失和党内监督弱化的问题。以“五四宪法”为参照,未来要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须着力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融合,国家监督体系内部的协调衔接,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善便捷,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

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五四时期的女校教育与女性创作

产生于晚清、发展于五四时期的女校,在女性解放的过程中,扮演了知识启蒙和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近代特殊的国情、西方教会女校的催化作用,以及“五四”的启蒙背景,使得女校突破传统社会的桎梏而得到迅速发展。与家庭及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不同,女校通过课程教学、文化活动等对女性群体进行集中、科学、系统、深刻的文化濡染。其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既是启蒙和教育的载体,又成为女学生表达自我思想的输出端口。在女校这个独特的空间场域中,诞生了近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作家,她们一步步浮出历史地表,从边缘处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从而也改写了文学史和社会史的叙事样貌。尽管女校在很多方面难免存在各种局限,但这不妨碍它成为推动女性解放、激发女性创作的有力支撑。

宪法的“天衣”在于实施:基于“五四宪法”的宪法监督之“缝”的思考

“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典型地体现在其确立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却落下宪法监督主体虚设、宪法解释缺位、改变或者撤销机制错位的规范之“缝”。“八二宪法”,通过增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明确宪法解释权、备案审查等依托机制建章立制等方面,在规范层面的“天衣”补“缝”,也形成了中国宪法监督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撤销”三元规范结构。循此结构,新时代以来,补强宪法监督机关、落实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三线接续并进,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编制宪法“天衣”的“无缝码”。如是梳理,以宪法监督为例,在宪法发展的阶段接续中,在规范和实践的螺旋互动中,呈现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五四宪法”之维。

论“五四宪法”的地位和作用: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五四宪法”既构建起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国家组织机构体系、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体系,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又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民主基础、法理基础和观念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石。尽管“五四宪法”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仍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完善宪法制度,加强宪法治理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我们纪念“五四宪法”就是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宪法,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继承和弘扬其中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智慧,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五四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施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五四宪法”中有着特定规范内涵,具体包括制度来源论、制度属性论、制度地位论和制度功能论。70年来的制度实践,尽管在文本规范上和具体实施中有所变动,但人民主权原则、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本质内涵从未变迁。新时代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凸显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理论方位,具体体现于制度方位、民主方位、法治方位和治理方位。在确定和厘清上述理论方位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将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好的发展方略。

试论“五四宪法”的科学性——近代以来思想史的视角

“五四宪法”具有鲜明的科学品格。认识“五四宪法”的科学性离不开它所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观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几个发展阶段。从思想史视角观察,“五四宪法”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科学态度、科学内涵和科学策略等诸多方面;从思想史视角观察,也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五四宪法”后来的遭际,从而更好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五四宪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宪法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宪法创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建设的两大制度基石;宪法确立了统一、平等、团结互助、尊重少数民族权益等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不同民族交往的原则和规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