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新文化前进方向的探索——以瞿秋白为例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退于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文化与引进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的西方文化的两难之间,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去向涌现出多种思潮、派别。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引领中国新文化朝着符合历史潮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前进。

“五四”新文化传统与作为“现代民族戏剧”的中国话剧

话剧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它不仅被中国"本土化"了,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艺术样式也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国际化"。从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历史实况来看,不能不承认话剧是"现代民族戏剧"。我们不要忘记,国内的文化民族主义(包括民粹主义)与西方某些"东方学家"相呼应,用不同的语言、从不同的角度,来反对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变革。现在那高烧不退的"国学热",就包含着这种危险的文化意向。在全球化格局中我国戏剧的改革和发展,要切忌文化民族主义(包括民粹主义)在"爱国"和"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好听的口号下,堵塞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现代启蒙主义指导下的对外开放之路。要不断有外来的文艺品种被我们化成中国的民族艺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课堂的转变——以鲁迅的文学教育为中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学校影响深远。文学课堂也因此从教学方法、教材编纂、现场教学等发生全面的改变。鲁迅在"五四"前后曾担任兼任教师,他将传统诵读法与西式教学方法相结合,编纂了《中国小说史略》等教材,以其活泼、生动的现场教学使学生们不仅获得文学史知识,也获得审美教育。鲁迅的教学实践不仅对重新认识"五四"有帮助,对当下文学教学也有着重要的启迪。

论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

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方法对现代文学乃至建国后的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文学创作兴盛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从创作主题到作品语言似乎也都与《讲话》的精神相一致,但若追根溯源,他的思想和实际的创作理念其实是深受“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影响的,而且也始终是以自己的方式沿着五四的道路前进的。

舒芜:独尊“五四”新文化的学者

舒芜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他于1947-1950年间在南宁师范学院工作,讲授古典文学专业课程,其教学充满进步思想,教学之余积极投身学院运动,与师院进步教授和学生并肩作战,共同迎接黎明的到来。他在杂文创作、新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性别文化研究等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在研究中秉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对时代不断进行反思,践行着知识分子推动文化进步的使命。

“五四”新文化方向与鲁迅思想的精神指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转折点,不仅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点,更是思想文化史中一个始终被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鲁迅,其思想的精神指向与百年新文学传统的文化属性问题,是研究中国百年文学的新生动力。鲁迅思想的超前和深刻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精神资源,应该值得我们百倍的珍惜,让鲁迅活在当下,以衍生未来发展路向的构想。

殷海光晚年与“五四”新文化的再思考

殷海光晚年重新思考了“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内涵,并指出中国文化若要实现新生,现代化是必经之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是一个从古老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的问题。殷海光晚年关于“五四”的理解,成为“五四”阐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同时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与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这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进而理解“五四”的一个跳板,成为我们体察、理解中国文化,寻求中国文化出路的一个契机,亦是殷海光晚年居于台湾,始终抱有家国情怀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其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思路,仍无法脱离“冷战思维”和以费正清、列文森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的影响,局限在了中西文化比较和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上,从而也出现了历史的偏差与误解。

从启蒙到反启蒙——严复与“五四”新文化思想之异同

在近代中国一连串不断递进的思想启蒙进程中,严复是一个核心人物。他是他那个时代启蒙观念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1916年登场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新启蒙运动,其所推出的大部分观念都是从严复那里继承过来的。严复晚年对东西方文化,对民主、科学的价值重新估价,以及对"五四"和新文化的批评,并不标志严复思想发生了倒退,而是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启蒙观念和范式的分歧。具体说来,严复的思想是晚清中国追求富强观念的体现,而新启蒙代表了民国知识阶层个性解放的追求;严复把启蒙视为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对整个民族精神与个性的重新塑造,"五四"新文化则将启蒙提升为知识阶层话语权的争夺,是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观念交锋;启蒙在严复那里是一种严肃的思想文化转输之旅,是一种深层次的学术讨论和输入程序,而在"五四"新文化那里则是对思想观念正确错误的判定,是意识形态观念的宣传;严复的启蒙是基于比较客观的、中立化的标准,"五四"新文化则把启蒙置于批判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从总体上看,严复与"五四"新文化,是在一个共同历史目标下的对立与互补。

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认同历程——“五四”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关于"五四"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凸显出来,并引起长期而热烈的争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五四"启蒙者在经历了由否定到回归的痛苦反思后,将目光重新焦聚到传统文化,并在这一回归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以新的身姿,用新的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民主"与"科学"语境中进行了重新评估和审视,进而在此基础上积极创建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瞿秋白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足迹

五四运动以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五四",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寻求出路。瞿秋白采取独特的视角,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即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新文化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是科学的还是宗法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基本上排解了"五四"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上的迷茫,事实上引导着中国新文化朝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前进。

激情评判：在历史与现代之间——“五四”新文化派文化抉择态度

"五四"新文化派为何把关注的焦点从政治转向文化?"五四"新文化派文化抉择的态度究竟如何?这种态度对21世纪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向的影响效应如何?是大陆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

“五四”新文化教育思潮与当代教育改革研讨会纪要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中国教育史研究丛书》编委会和《教育史研究》杂志编委会于3月20日联合举办了“五四”新文化教育思潮与当代教育改革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中央教科所、《教育研究》杂志、北京师大、北大，河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60余人，在热烈的学术气氛中，围绕下列问题展开了探讨与争鸣。

“五四”新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

在新近一期的《探索与争鸣》上，陈平原发文对“五四”进行了再解读。陈平原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王国维“独立说”与五四新文化异同考辨

王国维提出的“独立说”,是新思想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思想进路不仅源自传统观念,而且其价值指向实由西学启蒙义理建构而成。五四新文化是一场思想变革运动,标志着旧价值体系的瓦解以及新观念的形成。王国维“独立说”涵摄理性自主及个性觉醒,不仅与五四新文化内质相通,而且超越启蒙理性,彰显超经验维度。从王国维会通中西文化的角度,可全面阐释其“独立说”的精神实质。

论新文化语境下“鬼”的文学存在

在科学逐渐昌明、现代意识勃发的“五四”社会趋势下,“鬼”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遇、现代作家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露于启蒙与审美不同层面的文学纠葛等话题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生存都是富有探讨意义的。

《新青年》更名与“五四”前期文化批判路径的转向

责令《新青年》更名的并非学界过去认定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而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明显的政治文化考虑使《新青年》根本改变了对宗教组织的价值判断与斗争策略,将宗教描述为"历史遗形物",强调和夸大它与科学之间的对立。科学急于取代宗教在文化中的逻格斯中心位置,使"五四"新文化的整体结构不稳定。考察《新青年》杂志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论述,将有助于理解五四新文化的产生机制和内在运作动力。

文化的驿站——香港与内地关系的一个侧面

中国的士历来有“游”的传统。或作逍遣之游，或为入世之游；或游于学，或游于艺；或浮游浪游漫游，或宦游周游巡游。“游”是飘移而暂无归依之时间空间过程，也总有和一时一地的古之驿站或今之酒店相关的羁旅之所出现。“驿站”于中国历史不无人文意蕴，近代亦然。若是论...

“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副刊的流变与影响

湖南《大公报》副刊创刊于1915年9月1日,是湖南《大公报》创办之初设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湖南《大公报》报人对副刊性质和功能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促进了副刊的改革。因此,对湖南《大公报》副刊进行一次深入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特定时期内副刊的传播功能与地位的整体把握。另外,对于伴随报纸副刊发展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也可以窥见其发展的痕迹。

理智与情感——“五四”新道德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双重建设

近年来有关“五四”新道德的争论存在片面化极端化倾向,指责新道德缺少形而上建设是错误的,但是仅仅肯定“五四”形而下建设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五四”新道德在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的共同影响下,既注重以人为本的人类主义和个人主义,又突出新道德的现代理性和超越精神,它是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向度展开的双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