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爱的歌潮——论“五四”时代爱情诗的勃兴

“五四”时代,受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大潮的激发,爱情诗创作突破传统文化的桎梏,骤然勃发。这一时期爱 情诗创作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多元性的倾向性特征,弥补了中国传统诗歌史的薄弱环节,为其后中国现代爱情诗 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五四”时代编辑的主体性意识

20世纪初叶的维新运动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办报高潮,而编辑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是从近代报刊的出现开始的。在中国,出版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产物。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五四＂开启的新文化思潮的涌动中,期刊媒体及图书出版扮演着更新国人观念、引发文化革命的关键性角色。令今人高山仰止的＂五四＂一代学人,以编辑主体性活动体现了以文化改良社会的思想维度。

什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政治?——关于“五四”的答问

“五四”为新的政治提供了哪些前提？ 周展安（以下简称周）：二十年前，您在写作《预言与危机》以及《中国的“五四”观》的时候，在写作方法上，一方面是动态的历史分析，另一方面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共时的、结构性的分析方式。而在近来的研究比如《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五四”时代的思想战》等文章当中，似乎是动态的历史分析的意味更浓一些，“五四”是作为一个运动、一个内涵丰富的事件（event）被看待的。不知道我这种理解对不对，或者请您谈一谈您在不同时期的“五四”论述有些怎样的区别。

两部划时代的诗集——谈郭沫若的《女神》与惠特曼的《草叶集》

郭沫若的《女神》，开一代诗风，唱出“五四”时代的最强音，是中国新诗歌奠基之作，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据着显赫的地位；惠特曼的《草叶集》，被誉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总结，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研究太平洋两岸的两位大诗人的两部杰作，探究它们的异同和影响，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五四”时期福州的三大才女

风云激荡的“五四”时代．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汇聚着福州三大才女——黄英、谢冰心、林徽因。她们同时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树了辉煌的功勋．为福建在京城竖立起一座巾帼丰碑。她们的英名和业绩几近与五四运动同期不朽。

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书写及其意义——《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阅读札记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经历了冲破“铁屋子”的呐喊之后，鲁迅将笔触伸向了后“五四”时代的现代知识分子。《彷徨》中的许多篇什忠实地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落在“五四”退潮期的境遇，其中尤以《伤逝》《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为典型。

象征的浪漫之维——冯至的诗学及其文体建构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振聋发聩的一声春雷——论《狂人日记》的文化价值

八十多年来，研究《狂人日记》的文章汗牛充栋。该文从文化方位对狂人的文化性格、小说的文化价值和表现特征进行新的探讨，对鲁迅在“五四”前夜所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中国人与科学精神

近代以降，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响，国人始见船坚炮利的科技威力；而直至“五四”时代提倡“德”、“赛”二先生，才深入到科技背后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层面。

构筑当代新乡村的精神版图——评孙惠芬的《上塘书》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乡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存在。复杂在于：乡村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稳定的文化时间与开放自由的现代文明碰撞时会给乡村带来矛盾、焦虑和彷徨。乡村，这个被中国文人反复书写的母题，既是寄寓着人们诗意想象的“精神家园”，也因其守旧落后构成了一个与“现代”相对立的存在。自鲁迅开创“现代乡土文学”以来，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乡土”的书写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换其面貌：“五四”时代以“启蒙批判”的姿态审视“乡村”，“十七年”文学对“乡村”进行政治书写，新时期文学则对“乡村”进行了文化反思和理性批判，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汹涌而至，乡村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喧哗和骚动。相对于昔日宁静、和谐的世界，今天的乡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复杂，也承载着从未有过的时代意蕴。

文学的社会作用

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感受的物态化表现，文学作品一旦从作家那里脱胎出来，进入社会系统之后，必然会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且不说一个时代的文学（如俄国十九世纪民主主义文学，我国“五四”时代的新文学）怎样影响着、推动着社会生活，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往往也会在生活中产生一定的反响，调节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启示并指导人们更好地生活。

论《阿Q正传》的艺术风格

在伟大的“五四”时代，中国历史揭开了一个新纪元，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有杰出才华的作家以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作品，给我国现代新文学带来了夺目的光辉。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命运

1918年6月30日，几个年轻人开始筹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这个横跨全国、远到欧洲，拥有南京、成都、上海、巴黎等多个分会的青年社团最富于“五四”时代的特征。阅读这个会员名单，我们可以发现，在126个会员中，最年长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已是北大教授，其他会员都是“90”后和“00”后，大部分是来自北大、复旦、南洋大学、成都高师、金陵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他们中许多人以后都出国留过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反而是少数。

现代视角下的青春叙事——寇洵小说阅读札记

闲翻日历,蓦然发现一个让文化人百感交集的日子——五月四日,“五四”是青年的节日,更是诸多青年经历过的五彩斑斓却无法复制的历程,这恰恰与我正在细读的青年作家寇洵的几篇小说,在我的潜意识里交相辉映着:寇洵笔下的的青年形象,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青年,早已经相去甚远,甚至说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物质环境、文化土壤、生存际遇,形象、气息、趣味等迥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与之同时,我还在内心深处做着“关公战秦琼”式的较量,假如说,寇洵笔下的王鸟、徐凯歌、“我”、王晓静们,活在“五四”时代的话,是不是也能成为高觉慧、涓生、子君、漂泊者汪中之类的人物呢?我想,这个是一定的。

罗素：借中国问题去反思西方文明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0年至1921年问，他曾应邀访问中国十个月，是“五四”时代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之后．来华讲学的又一位大家。罗素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贡献在数理逻辑、自由教育思想与和平主义思想领域。

狷狂奇才李敖

李敖祖籍山东，1935年生于东北哈尔滨，在他家“六千金二少爷”中排名第五，其父亲李鼎彝毕业于“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文科。在北平时，家境还很优裕，李敖像当时北平的公子哥们一样，提着个鸟笼子，里面喂着两只色彩鲜艳的雀儿，东游西荡。

“后五四”一代的心路历程

90年，历史的“五四”渐行渐远。“后五四”时代的青年入所了解的是一个怎样的“五四”？与“五四”世代有着怎样的代际差别？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追随什么样的主义？“五四”时代的整体价值已经转变为“后五四”时代一种根植于社会、为社会所塑造的理性的个体价值。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每一个公民做好自己。

回顾与反思:渴望重生的启蒙

20世纪的"五四"时代和80年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时段。在这两个时段里,发生了两场未竟的启蒙。飞快到来的物质时代及消费文化的覆盖,很快使激情飞扬的80年代成为一种博物馆式的记忆,启蒙激情很快在同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消退。这个思潮变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在接受现代性过程中命定的悖论,预示着在东方超稳定社会结构中生存的现代性是苍白而又无法生根的。因此,"五四"、80年代冲击式的"植入的启蒙"现在应当被唤醒和反思,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重生。

“分科”视域中的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时代,由于北大各个学科之间存在差异,蔡元培的北大改革有着不同的路径、目标,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具体来说,蔡元培一方面确立起"纯粹研究学问"的宗旨,贬抑了作为"应用之学"的法科,从而以大学场域内的"学"、"术"之别将五四知识分子与官僚政治的身份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通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将文科开辟成讨论社会问题的言论空间,使知识分子获得了不同于"政论"的言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文科和法科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新文化运动",这种不同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性质,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