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的媒介特征和动员偏向

"五四"白话文并非从提倡伊始就获得广泛关注,胡适的"活文字"也仅仅停留于纸面上的宣扬。它的真正"活络",是在"五四"运动前后。那么"五四"白话文和"运动"存在怎样的联系?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的媒介特征进行论述,认为其近语、浅易、科学主义倾向等特点使得一般民众能够进入长期为文人阶层盘踞的文字领域,书写权力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为动员民众提供了基础条件;认为"五四"白话文的这些特质是它在"五四"运动期间流行的重要原因。

近代化视域下的话语体系变革——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之共性研究

如果抛开运动的发展过程的表象,并在近代化的视域下重新对比审视便会发现,历史境遇相似的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都是在推进近代化的浪潮中顺应变革的需求而发生的,至少在4个方面表现出底层的共性:(1)思维方式的变革;(2)话语权力的平等化;(3)文学的解放;(4)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些共性,两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丁《论俗语》与“五四”白话文

但丁的《论俗语》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建立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同时为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东方,中国"五四"的白话文与但丁的《论俗语》具有同样的效果。两种语言在同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都对各自的社会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一点思考——序时世平新著《现代中国文学的语言选择与文体革新》

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意义,目前已经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梳理一下学界的主流观点,无非就是在强调白话文作为“西化”启蒙的工具作用。因为“西化”启蒙需要用现代汉语在知识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思想桥梁,所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就被定格在了启蒙主义的价值层面上。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去商榷。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

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革命进行考辨,可以发现:因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追赶,以象形文字为本位的汉语却走上了声音中心主义的道路,本质是要"去汉字化";根深蒂固的中西语言工具观让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诗性长期遭到轻慢,"白"成了语言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语言的思想深度、文学性被扼杀;不顾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诗歌语言事实上的差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作诗如说话"的几近荒谬的观点,将文章、诗歌的语言降到说话的标准。就现代汉语的发展而言,应重返字本位,在工具性、本体性得到彰显的同时,唤醒、开发现代汉语的诗性;正视口头、书面、诗歌三类语言的区别及个性,提高新诗的语言水平。

“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种话语的考察

旷新年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种话语的考察》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了现代中国文化，形成了我们的新传统。自由、民主、科学、人权、进步以及新中国、新社会、新诗、新文学等以“新”为特点的一整套规划和实践构成了我们的现代性经验。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白话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但四库全书等知识体制却将白话文贬低和排斥在外。

“五四”语文变革从白话文运动到国语运动

1919年,北洋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成立。第一次大会上,刘复、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人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提议改编小学课本,以使其作为“传布国语的大本营”。次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教科书改用语体文。至此,白话文登上了中国教育舞台,“五四”白话文运动向历史彰显出洪荒之力。如今,百年已过。无论褒贬,“五四”精神早已镶嵌到中国人的文化肌理中,白话文成为人们张口即来、执笔既书的文体,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但当我们回首大历史,却发现那场壮阔波澜的“文白之争”,其来其往早已突破了“五四”的历史局限。

论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及其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的报纸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都是白话文运动，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属于中国古代作为民间口语的白话，而后者是现代语言体系，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白话。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积累了许多经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它的作用和意义不应被夸大。

《新尔雅》:近代白话文“科学化”的起点

在倡导白话文学革命的过程中,新文学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胡适。为此,他在各种场合屡次声称:这场文学变革绝非《新青年》同人的发明,而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应然之举。他进而深入探究中国文学传统,试图从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寻觅“五四”白话文学语言的渊源。

尊读者的写作--从麦家的读者意识看文学常道与变道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的几次重大变革都与读者因素密切相关。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到左翼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和文艺工农兵运动，直至新时期的朦胧诗、先锋文学、新写实以及个人化写作等，这些重大的文学变革固然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有关，但读者意识在暗中主导着文学创作的总体走向，无疑是贯穿文学史的一条内在线索。而这条线索曲折多变，呈现出交锋和妥协的过程。从现代文学，创造社对垒为人生派，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论争，七月派小说与大众化方向相悖逆的艺术追求等，到了新时期，先锋派的没落与新写实的兴起，纯文学的边缘化与通俗文学的兴盛，此消彼长的文学流变中，不难发现，导致文学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文学接受中读者结构的变化及其所决定的审美需求的变化。

九十年代新诗与汉语母语关系论争述评

由郑敏先生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引发一场关于新诗与汉语母语关系的论争,随着论争的深入,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诗歌创作本身,而是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与现代,对中国文化在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的思考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投射。

文白荟萃，别有风味

“文白夹杂”的书面语形式，原本是一种从文言文到现代白话文过渡时期的产物，曾被视为现代文写作的大忌。用文言文写作，更是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被历史淘汰的写作形式了。但这并不是说现在写文章就一点儿文言的东两都不能用，

《狂人日记》与《浮云》之语言变革探析

语言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中日之间有着两千多年的交流史,在语言这一方面也始终相互影响。继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狂人日记》与《浮云》作为中日两国文学语言变革的里程碑,在语言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其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圣经》与白话——《圣经》的翻译、传教士小说和一种现代白话的萌蘖

《圣谕广训》在清代两百馀年间极为流行，产生了不少以白话解释《圣谕》的作品。受此启发，十九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圣经》、写作《圣经》小说时，多是倾向于选用白话。十九世纪《圣经》汉译有三个翻译系统，分属浅文理系统、深文理系统和由浅文理过渡而成的官话系统。本文解答的问题是：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圣经》、用小说解释《圣经》时本有诸多语言尝试，何以最终弃用其它语言而择用官话，并逐渐变成现代白话，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汇流。藉此证明，由翻译和解释《圣经》而萌蘖的现代白话，实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一。

作为文化与方法的文学语言——“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胡适发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针100周年,《学术月刊》杂志社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19日至21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杜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的三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25篇,对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从时间上来看,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成果最丰;从文体上来看,诗歌是被关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