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救国意识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

民国共和体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内外交迫的落后困境。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从众多外来的文化救国思潮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文化战略目标,借鉴苏俄十月革命的模式,在下层劳动阶级中积极寻找同盟力量,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救国战略的坚强保障,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早期结合,从而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焕然一新。

“五四”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观——《太平洋》与威尔逊主义

国际主义成为世界政治思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透过《太平洋》等杂志的引介,"五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思想是战后国际政治的新兴势力,并可以成为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资源。

“五四”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批判——从诗歌中“人力车夫”形象谈起

“原罪”意识是深藏“五四”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恶性基因。上世纪初期,“原罪”之端倪已在“人力车夫”文学中得到具象显现。它与劳工神圣观念紧密结合,吞噬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独立人格、精英立场,最终促成了“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集体缺席。

“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以胡适、傅斯年为例

"五四"时代是中国"破旧立新"的时代,也是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又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叛离传统,走入西方,学习西方文明,以图改造发展中国社会。本文即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例,从他们幼时接受传统教育到青年叛离传统再到暮年回归传统,来分析"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之争与“五四”文学革命——以钱玄同、胡适为例

贺麟讲,“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作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①“五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论争,便是在传统中发现新精神的尝试。本文以钱玄同、胡适为例进入此话题,呈现“五四”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复杂关联。

接受与背离:“五四”一代人与基督教

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在写作与言论中吸收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化、思想资源,但真正信任基督教或理解基督教教义的却为数甚少。中国传统的世俗化的政治化的宗教观、"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反殖民"情绪、实用理性主义、政治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因素,使"五四"一代人对基督教从接受转向背离。